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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解释：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先师回答说说：“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就礼仪的一般情
况而言，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仅追求周备的仪式，不如内心真正哀伤。”
讨论：“易”于此处指礼节仪式办理得很周到。“戚”为心中悲哀之意。

    这里的“礼”的含义，相对比较狭隘，仅是指“礼仪”、“仪式”、“典礼”、“礼节”、“礼数”。与今天我们所常讲的礼是一致的。
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礼节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不在于礼物的贵贱多少；仪式、典礼的目的，是提示所有的参礼者谨记礼仪中所蕴含的人类的思想与精神，因此升华崇高的情操与信念，并牢记自己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份子的责任和义务。
换而言之，礼仪的根本不在表面形式而在于内心。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仪式上，更重要的是要真实地体悟到社会人心，了解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人类长期的群体生活经验积累，制定出调和社会矛盾的制度，制定出各种的礼仪规范，创造了宗教学术思想，形成了各种风俗习惯。人们在举行诸如政治会议、宗教仪轨、祭祀、入学仪式、婚姻、治丧等各种礼仪仪式的时候，除了照礼仪的规范进退如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理解礼仪的精神实质。由此体念先辈创业的艰难，感受先辈们筚蕗褴缕、劈荆斩棘、勇往直前开创事业的奋斗精神。我辈后世子孙当继承先代遗绪发扬光大。承担起振兴国家、家族的使命。否则所谓典礼、规范，都成了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

孔子进一步更具体地以丧礼来作例证。丧亲的痛苦是人人所必须经历的。丧亲的悲伤也是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以我们福州市为例，今天福州民间的丧礼，可谓土洋结合热闹非常。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乐队、和尚或者道士的超度经忏、民间各种附带程序，花样繁多。弄得丧家每每花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去应付表面化的礼仪程序。在福建长乐，甚至还保留了浩浩荡荡的送葬仪式，数百甚至上千人排成纵队吹吹打打、放炮撒纸护送棺椁走几里路到山上去掩埋死者。哀痛之余，更是心力交瘁。可见现在的丧礼，非常的奢侈与表面化。
更绝的是来吊丧的亲友们，如同走程序一般走个过场，严肃不过几分钟，就在别室中甚至是灵堂内谈笑风生，令人侧目。所以孔子说，与其费心于设计外表上面面俱到的丧仪程式，不如以极简单的方式直捷表达真诚的哀痛与悼念。
总之，今天的中国各地，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礼崩乐坏，于今为甚了。

所以说，礼仪本乎人类内心的真诚情感和真正的信念，而用一定的形式来恰当地表达出来，这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礼节、礼仪仪式。太过奢侈的程序往往陷于过分的文饰。使人执着末节而忘却根本。
只要内心有着真诚的感情与信念，稍微简单举行一下仪式就行了。这就是“勿奢宁俭”的原则。
比如丧礼，是最能体现生离死别的真实感情的。与其挖空心思筹备面面俱到的繁礼琐节，弄得心烦意乱，不如以适可的形式，为亡者表达内心的痛惜与哀悼，向丧家致以真诚的安慰。即所谓“勿易宁戚”。

所以，礼仪包含有内心的真诚和外在的程序仪式，但要以内心为实质为根本，外在的仪式是恰当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恰当文饬程序，但不过是礼仪的末节。春秋时期一方面礼崩乐坏，一方面也出现不问实质，竞务虚文的所谓礼仪，所以林放问及礼之根本。
据《礼记/檀弓》记载，曾子称赞晏子知礼，有子说：“晏子办理父亲丧事，礼仪草率，简慢宾客，怎算知礼？”曾参反驳：“你不知晏子良苦用心！当国家奢侈成风时，君子就应力倡俭朴，丧仪的简化正是晏子的高明啊。”《礼记》肯定晏子的做法。可见孔子是赞成治事俭朴、不务繁杂的。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传统的礼节，大多不熟悉，也每每对传统的繁琐之礼痛心疾首。感觉那些虚文实在华而不实且做作太甚、累已累人。拿我们福州市来说，有许多年轻朋友在婚嫁之际，经常向朋友问及婚礼的仪式是怎样的，有时请专业的司仪来服务，也被一大堆莫明其妙的繁琐礼节弄得宾主尴尬，是常有的事。令人深感“礼”实质的理解，及“礼”的与时俱进，是有所必要的。但是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内心的真实郑重。至于礼节程式，尚属其次。

同样的过生日，我们这一代是较喜欢欧洲式的庆祝方式，一块大蛋糕，亲友们聚会一堂，随便弄些吃的，唱不唱生日歌、喝不喝酒、有没有生日礼物都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用最简单的方式庆祝一位朋友与我们今生有缘!
如果要带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过生日，那么，我人出生之时，正是母亲承受痛苦的母难之日，父亲焦急惊惶于产房之外。而出生后个人的成长，有赖于家族亲长、同学朋友的关爱与扶持，所以庆贺生日时的第一杯酒、第一块蛋糕，应该由年青的“寿星”奉献给母亲、父亲及在场的长辈。再斟酒一杯敬来所有贺寿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爱。这就是“孝”与“悌”的精神在生日礼仪上的体现了。那就要考虑到如何制礼的方面了。既然国家文教部门并未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志于从事读经教育、有心于传统文化，赞成文化济世路线的南北各地同志们，是否有兴趣倡议合议而制定一下这个礼仪，当然也可以包括婚礼、丧礼，然后在我们有心读经教育、有心于传统文化的各地朋友们中推广，形成一种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呢？当然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需要我们所有的青壮阶层的全体支持，以形成一代的风尚。象“老鼠爱大米”都能火遍全国，我们为着青壮一代，为着中国的文化，由我们在野的人士来制礼作乐，效仿孔子改革礼节的精神，有何不可？

背景资料补充：
林放，有人认为他姓梁名鳣，（前522年—？）是齐国人。孔子的学生，七十二贤之一，字子叔，比孔子小二十九岁，梁鳣年届三十还未有子，他母亲想为其另娶，他因听从商矍的劝告而作罢。唐代开元二十七年，追封为“梁伯”；宋代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千乘侯”；明嘉靖九年改称为“先贤梁子”。
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林放是鲁国人，字子邱，他问这个问题时尚未礼孔子为师，但后来也成为孔子的学生。据说山东省泰安县东南放城集，是林放的故里。
林放的事迹，见于记载者仅此而已。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解释：先师说：“文化落后的夷狄民族有君主，有国家政权，但不如中原华夏民族已经灭亡的国家那样以文化精神而拥有复兴、永续的生命力。”
讨论：“夷狄”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对周边地区落后民族的称呼。
“诸夏”是古代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自称。这个称呼应该从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开始。如同我们汉族的习称源于中国第二次大统一时代强盛的汉朝开始一样。
“亡”是“无”的通假字。古代“无”字写作“亡”字的情形相当多。

中国本部，在黄河流域上下河南、河北、山东、安徽一带。轩辕氏黄帝逐鹿中原的大本营就在今天河南省新郑县。与上述地区一起合称为中原。而“夷狄”是中原地区的民族对周边地区落后民族的称呼。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高度成熟，相比之下，周边地区未开化民族就显得野蛮落后，还处在逐草而居的蒙昧状态。因此后来“夷狄”、“胡夷”、“蛮夷”等对于周边地带民族的称呼就带有贬义。
2600年以来环绕中原地区四面八方的“夷狄”多如牛毛，比如江淮一带的东夷、陕西关外的西戎、湖南湖北及广东福建一带的南蛮、长城以外的北狄等等。在中国的史书上，还记载着胡、羯、氐、匈奴、鲜卑、党项、契丹、羌、女真、瓦剌、回纥、吐蕃等等少数民族。
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有很多民族、部落、小诸候国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被灭亡被同化。到今天只剩下有明确命名和固定生活区域的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共同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绵绣河山。而这五十六个民族中，能够在长期的战斗与生活历程中，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形成独立的政权、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发展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意识形态与风俗习惯。也就只有汉、藏、蒙、回、苗五个而已。至于满族，大多被汉族同化了。
在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文化中，汉民族以其早期高度成熟的文明，配合早期强盛的军事力量，征服和同化了无数的民族，尤其是高度成熟的文化和民族意识，使得中国数度分裂又最终统一。更使得以骠悍的骑射战术征服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诸如辽、西夏、金、元、清等异民族政权的异族统治者，都被沦为亡国遗民的汉族人的丰硕文化所倾倒以至于被同化。
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约1100年前，东北黑龙江流域及大兴安岭一带的女真人建立了金国，约300年前，女真人的后代满洲人建立了后金国，金帝国与后金帝国曾长期与宋、明两朝汉族中国政权作战，但总计持续三百年战争的结果，是使得上述广大地区随着清朝的建立而成为中国的版图。女真人也就是满族人建立的中国清朝，实在在文化方面太落后了，因为满文字刚刚形成，只有少数贵族掌握，无法普及于中华大地，而满族人以不到四百万的总人口，不到六十万的满洲八旗军团，统治约近三亿的大中华，刚刚从野蛮的部落联盟状态进化到国家形式不久的满洲人实在缺乏经验，缺乏思想与文化各方面的准备，于是只能完全采用中国本部的汉族儒家文化治理天下，于是乎满洲人就把他们自己变成中国人，也把他们的故乡纳入中国的版图。满洲人更以其骁勇善战的八旗铁骑军团，征服了新疆，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版图扩张。中国清朝的疆域，达到1310多万平方公里。今天的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族中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之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野蛮的侵略者最后被受侵略者高度的文化所征服，被侵略民族以其高度的文明，反而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历史证明，中国大地上，被数度灭亡自主的政权，又能顽强地复兴国家的民族非常少有，其中一个最为灿烂夺目的大民族，那就是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的汉族。

另外，与满族人被汉族同化的例子相反，蒙古人也曾入侵中国建立中国元朝，但蒙古人实在擅长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因此在500多年前被汉族人打出关外，回到大草原后，直至今天，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民族形态与国家政权。不过，由于地缘关系，这个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国家始终无法强大。

一个民族是否成熟，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有资格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要看这个民族是否能在物质经济建设之余，进一步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发展出本民族的文字，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发展出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形成本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形态与风俗习惯，最后形成本民族独立的政权，有本民族的政府、政体和坚强的国家意识。拥有上述要件的民族，就算受到外来毁灭性的侵略，而本民族顽强的精神文化仍然会激励后世子孙，在历史条件成熟时重建自己的国家。纵观历史，我们中国各民族中，能够拥有复兴能力与资格的，只有汉、藏、蒙、回四大民族。
可见文化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如《春秋》所说“兴灭国，继绝世”，意谓文化精神的传承，可以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已经断绝的家族基业继续世代传接下去。这就是我们要有心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工作原因。

纵观世界史，遭受罗马帝国毁灭性侵略而亡国的犹太民族，经历了2000年的流亡后，始终不忘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以一本《圣经》中“神与犹太先祖的约定”为精神支持，努力奋斗，终于建立了以色列国。并且在面临中东五国的轮番进攻时，顽强抗战，威震中东世界。
犹太民族极重视教育，在孩子可以受教育的时候，母亲滴蜜在《圣经》上，让孩子亲吻《圣经》，告诉孩子说《圣经》中有着追求幸福的力量。训诫孩子一定要努力学习。就算再穷的犹太人一般都受有比较完善的教育。他们不论是怎样的教育背景，但始终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十九世纪的复国运动中，犹太健儿在战场上舍生取义，在所不惜，堪称血性十足。
有趣的是，犹太人称自己的祖先为以色列，意谓“和天使搏斗的人”。因灾荒迁至埃及，变为农业民族。埃及政变后犹太人沦为埃及的奴隶。于是伟大的摩西长老带领以色列子民奋出埃及，一掌劈开红海，让神奇的以色列人回到阿拉伯世界。其间摩西从神山中取出“十诫”从而改变了全世界的著名传说。这些都记载在《圣经/旧约》当中。
以色列人逃回巴勒斯坦后，不久即被巴比伦和亚述帝国消灭，又沦为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属国，最后耶路撒冷被罗马攻破，犹太人就开始了2000多年的流浪。不过，2000多年来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始终坚持自己本民族的传统，维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唯一的例外是，其中流亡到中国的部分犹太人的后裔逐渐和回族、汉族混淆，由于中国文化中伦理宗法的文化思想实在太有同化的力量，到最后，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流亡于欧洲的犹太人，因为信仰不同，他们在欧洲受到严重歧视，不得也不配拥有土地，天生低人一等。于是只好经商，至今全世界范围内许多优秀的大商人和大银行家，都是犹太人。这也是犹太人经商有钱的历史根源。当然，宗教的冲突始终是欧洲的主旋律，他们虽巨富但还是没有社会地位，在希特勒时期险些被灭绝。二战后，犹太人大量移居美国和巴勒斯坦，在美国的倡议和扶持下，以色列人“再出埃及”，在巴勒斯坦建国。由于犹太复国运动，大批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于是开始与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发生冲突。一直到今天，时时可以听见源自中东的号角与震天杀声。
　　
目前世界三大人文主义精神文化，就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儒道释三教文化合成的中华文化。中国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一样，都在维护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都在为本民族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西方的基督文化近二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中庸和谐的精神正逐渐西渡，影响及全世界，中华民族在十八世纪以来空前的百年耻辱后终于重新站了起来；穆斯林认为他们不同于基督的文化同样在地球上有生存的权利，这是激发他们奋身战斗的血性的最大因素。但目前没人知道浴血奋斗中的巴勒斯坦人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们结合本国的历史，缕述世界史上的部分案例，来证明孔子关于文化精神是民族国家命脉兴衰存亡所系的论点。他说“文化落后的夷狄民族也有君主及相应的国家政权形式，不如中原华夏民族已经灭亡的国家，虽然国家一度败亡，但仍然可以依靠坚强的民族文化精神得以拯救与复兴。” 如有不信，请翻《圣经》，请读《二十五史》。
反过来说，只有国家政权的形式，没有精神文化的建设，是不长久的，纵然有斯巴达人、匈奴人、满洲人的骠悍善战与不屈血性，造就一时繁荣的气象，但苟遭败亡，一厥不振。对于我们今天的借鉴意义是，如果我们不关注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建，一旦失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力量，中国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堕落为没有思想文化的蛮夷民族。象汉唐盛世那样文质兼盛的局面，就和我们中国人彻底告别了。

另外，有人认为在本节中，透露出孔子的思想中有着强烈的“夷夏观”，是以后逐渐形成“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之渊薮。断章取义地认定孔子极端尊崇“诸夏”礼乐文明的传统，歧视其他的民族，即使“诸夏”失去了君主，失去了国家政权，当了亡国奴，也比虽有君主政权形式但没有礼乐文化的“夷狄”要好。认为本章句是大汉族主义的源头。私以为实在是不明事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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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解释：季孙氏去祭祀泰山，先师对冉有说：“你不能劝止他吗？”冉有说：“不能。”先师说：“唉！难道说泰山神不如林放知‘礼’吗？”
讨论：“救”有止的意项，如“救火”，此处有劝阻、阻止之意。“曾”是“难道”之意。
季孙氏，就是季康子，“季氏旅于泰山”与“八佾舞于庭”都是在公元前484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回到鲁国之后。
《礼记》中明文规定，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祭天下名山大川，诸候国的国君只能祭拜国境内的山川。而卿大夫没有资格祭拜山川，只能祭家庙。
这种礼仪确定了统治阶级各阶层权力人物的责任，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有权巡视各地，顺便祭拜帝国境内的名山大川；而诸候国君的职责，只在于管理好自己的封国，因此只能在祭祀封国境内的山川；而卿大夫阶层不过是诸候的陪臣，他的职责权限只在于管理自己职份内的事务。以实际的贡献保持本家族的荣誉和福禄地位，因此只能祭祀家庙祖先，激励自己竭诚为国家服务。
而季康子不过是个卿贵族而已，居然带着私家军队以打猎的为名去祭拜泰山，与“八佾舞于庭”的作为一样，表露了染指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意图。
实际上“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由于几代鲁国君主的无能无德，季氏家族几代的勤奋经营，季氏事实上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数十年了。现在，季康子想要代表鲁哀公来祭拜齐鲁之间的泰山，显然是违背礼法制度的。但季康子展现权威的欲望，没有人能够阻止，就连他的最得力的干部冉有也不例外，因此孔子就感叹说：泰山之神怎么可能不如一个身分至多是城市自由公民的林放了解礼法的重要性，能让季氏“僭礼”而得寸进尺的欲望得逞呢？

君臣之道，人莫能免。今天所谓的君臣之道，可以引申为部门主管与本部门工作人员的关系，公司总裁与本司各部经理、部门经理与属下员工的关系。往往底层的员工和工作人员中会出现能力与才华超越于上司的情况，如何平衡能力与权力的矛盾，是古今中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季氏家族与春秋时期的霸主们，以及后世的野心权臣们对于没有能力的君主，大多采取的是虎视眈眈、凌辱逼迫、取而代之的方式。
稍前些时代中，管仲辅佐公子小白创建一世霸业，君主相知如同鱼水；东汉末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压抑王室的力量，假借王室名义征讨天下，集奸雄与英雄于一身；诸葛亮、姜维则忠心耿耿地为痴呆刘禅付出一生的力量。照孔子的富有人情的“仁”的精神，将心比心，还是管仲和诸葛亮的作法为最佳。
而曹操固然有其历史贡献，他与汉室公卿的斗争也属不得已而为之，在历史上就弄了个奸雄的称号。所幸历史是公正的。凭良心说，曹操确实是个英雄。只是“吾其为文王乎”的野心不可取罢了。

最后，补充背景资料：
冉有：鲁国人。姓冉名求，字子有，通称冉有，有时亦称有子，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29岁。他是孔子弟子冉耕---就是伯牛的第二个弟弟，冉求出身于贱民阶层，但他生性谦退且多才多艺，文武双全，通达洒脱。深受孔子称赞。冉求长于政事，尤擅理财，曾任季氏宰。他亦精于军事战斗，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以步兵执长矛的战术打败了齐军。趁这次得胜的机会，他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冉求曾帮助季康子改革赋税制度，被孔子认为是聚敛民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师生间相知深厚的感情。他从来没发表过关于仁、义、礼、孝等儒家道德观念方面的看法，也没有向孔予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修养“仁”德，但孔子批评他根本是固步自封，不努力修养“仁”德而已。他不重视繁礼仪式、不空谈修养，谦虚地认为礼、乐教化之事，要等待贤人君子去做。他对孔子不是绝对服从，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简单点说，是个做人很务实很实在的人，对后世影响很大。对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同志们，也有借鉴意义。

关于泰山崇拜：
在我国，对于山川的崇拜祭祀，其历史非常久远。矗立在齐鲁大地上的泰山，自古就被尊为五岳之首，更是齐鲁两国的“地主”，这里的人们对它的崇拜信仰自然胜于别处。史书上关于祭祀泰山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可见在此前“泰山之祀”已成定例。拜祭泰山在当时已经成为齐鲁人的集体意识。
    中国历史上泰山崇拜的最高体现是“封禅”。《史记》中就有一篇《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还有记载说：“齐桓公既霸，而欲封禅。”但管仲认为条件还不具备，极力劝止。又说：“其后百有余年……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齐桓公“欲封禅”，鲁国季氏“旅于泰山”想要拜祭泰山神，说明泰山在齐鲁两国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泰山崇拜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孔子也曾多次到过泰山。《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当知道这个妇人一家为躲避苛政而宁愿生活在猛虎出没的地方时，孔子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慨叹。孔子当年瞻仰、观赏泰山，感叹泰山的雄伟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解释：先师说：“君子没有可与别人竞争的事，假如有的话，那一定是公平而和睦的射
箭比赛了。先相互拱手作揖行礼表示尊敬与谦让的诚意然后上场登台，比赛结束后不计较输
赢一相揖而退下赛台，和睦地喝酒。这就是君子之争。”  
讨论：“射”是射箭，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就是射箭，一个士所要修习的技能中，也有“射”这一项军事战斗技术。是孔子的“六艺”教学内容之一，相当于现代军训。当时贵族之间，军队之中，少不了要举行射箭比赛。
“揖”是拱手行礼，表示尊敬。

本节说明社会竞争是难免的，但即使要争，也要以“礼”彬彬有礼地竞争，反映了孔子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谦逊礼让而鄙视无礼的、不公正的竞争，这完全是可取的。
但后世统治阶级为制造弱民以便奴役镇压，蓄意偏颇于强调谦逊礼让，以至于把礼让与正当的合理竞争对立起来，造成中国人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一再受到抑制。而与封建统治阶级相得甚怡的道学家、理学家们一味强调的礼让相对立的是，饱读诗书、知书达礼的中国士大夫争权夺利或毫无意义的意气相衅的党争，由汉至明千余年来从未停止过，这种言行相反的现象，从十七世纪起，就对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伪道德阻力。

一般人都认为儒家学说积弱有余，研究儒学的文人只会理论而手无缚鸡之力，秀才遇见兵，顿时有理讲不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对于国家民族的进步大有阻碍，就是汉以后遭受文化阉割的纯粹文人的讨厌之处。

殊不知儒士本有阳刚之气、勇战之能。孔子本身就文武双全，他曾带着子路在矍园中练习射箭，其箭术精湛以致观者如堵。如果做老师的是个软体动物，怎么收得下、制得住子路这样勇武强悍的学生？怎么教导出冉有这样精于军事的人才？
《孟子》中更记载孔子参加贵族狩猎活动时，纵车争逐猎物的事。可见孔子虽然说，君子是不会主动与他人争夺名利权势的。更不会为着图谋利益、权力、地位、名誉等私欲与他人形成敌对关系。但该竞争时也要竞争。只不过，要依公正、和平的“礼”的原则和程序来争。《礼记》中的“射仪”，就是射箭竞赛的礼仪规范，强调参赛者的德行修养，其次才讨论到比赛胜负。本节中所说的君子之争的精神，不逊于奥林匹克精神，也不逊于欧洲中世纪骑士风度。

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公共权力，只有落在有品德有能力的人的手中，才会对于社会有利益，同时只要是有活力有能力的人，都会有展现才能的欲望。因此，应该在公平的原则下，展开公正、公开、合理的竞争，让有能力的人获得与其能力相当的地位和权力。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世袭、门阀制度最终会被“选贤任能”的公平竞争、民主选举所取代。
不过竞争归竞争，对于竞争的对手，仍然要保持起码的尊重。人是平等的，大家都有获得成功的愿望，只能通过公正、公平、公开、合理的方式进行竞争，以实力论高下。所谓“无所争”，是指一种平和、宽大的心态。不会以过分的个人私欲、好胜心与人争夺而妨碍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为着公益，也力争服务于社会的机会，公平竞争包括权力、职位和商业利益。但无论胜负，始终保持一颗平和的心，不会因失利而产生太多负面的情绪甚至是心理精神障碍。这就是“君子无所争”的洒脱自在的心。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借鉴意义是，我们要以我们实际的才能，以服务社会的志愿，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适当地公平合理地大胆努力地参与社会的竞争。不过，无论胜负，都要有一颗平等、平和、大度的心。即使面对可能击败我们的对手，也要给予大度的尊重和祝福。胜不骄败不绥，不以一时胜败论英雄。即是“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解释：子夏问：“‘甜美的笑颜真是俏丽，美丽的眼睛灵巧流盼，朴素自然的本质衬托出炫目的美。’是什么意思呢？”先师说：“先有洁白朴素的底质而后才能进行描绘”子夏又问：“人类文化是在人性本质的基础上的后天的精神建设，对么？”先师说：“商，你启发了我啊，现在可以开始同你讨论《诗经》了。”
讨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三个短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倩，音 ｑｉàｎ，笑得好看。“兮”是语助词，相当于“啊”。“盼”是眼睛黑白分明、顾盼灵巧之意。“绚”是绚丽多姿之意。 “绘”是绘画。“素”是洁白无染的底质。“起”是启发之意；“予”就是“我”的意思。“商”是子夏的名字，子夏叫卜商。

子夏所吟咏《诗经》中赞美美丽女子的诗句中，最有内涵最核心的是最后一个短句“素以为绚兮”，朴素自然而不加粉饰雕琢的本质的美才是真正动人的天生丽质。而子夏读出此诗言外之意，非仅赞美美女而已，他进一步询问老师是本句还有什么内涵？阐述了什么思想意义？先师孔子的回答告诉他，是先有洁白朴素的底质，才能在上面绘制出美丽的图画。如同一个人纯洁的天性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才能够显示文化教育的真正意义。
孟子说人性本善，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要靠教育与法制来匡正。老子干脆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认为人迷失了纯净淳朴的本性，才需要仁义的教化，而文化教育培育出人的智慧，也产生了虚伪、欺诈、矫作的行为。佛家认为人性非善也非恶，乃是出生后情识渐开，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大部分人容易导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情况而已。佛家说人心如同一块田地，可以任意种下善或者恶的种子，至于人心的善恶，往往在于一念之间，对于贪婪、愚痴的执着或者解脱。
一切人文精神文化教育，根本目的在于认识人的本性纯净无瑕，从而拒绝恶俗习性的污染，更认识人的本性雍容博大，可以创造出世间一切的成就。人的本性，就象一张洁白的宣纸或画布，由于洁白的底质，所以可以任人绘画，成就上佳的艺术作品。如果本性受到世俗的污染，就好比已经涂画的乱七八糟的纸，不可能再用作绘画了。
对于文化的修养，其实也不过是学习如何更好地做人做事而已。但做人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人的本色。该如何就如何，所谓“庶富贵行乎富贵，庶贫贱行乎贫贱”，没有必要受世俗势利的影响，穷鬼扮阔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也无须吝啬太苛，阔佬哭穷穿破鞋。能够真实地活着，不受世俗社会嫌贫爱富的势利目光的左右而污辱自己的真实品格，就可称为是“唯大丈夫真本色”。不阿世媚俗，自尊自重，终生坚持纯粹的本质，坚持真正的自我，就达到了文化教育的基本目的了。
一个人只有经历了世俗的历程后，才能知道年少时期的纯洁心性，是最有可塑性的。经历十数年或数十年人生，能够不被金钱、权力、地位、名誉所迷惑，始终不因际遇、身份、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做人纯粹的本质的人也是少有的。所以老年人往往最爱追忆少年时光，就如同经过五颜六色的描绘渲染之后才会知道朴素本质的可贵。所以子夏领悟了这个道理，又向老师求证道：先有人类心性的纯净而博大的本质，然后才能施以文化知识的教育，换而言之，文化礼仪的修养应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并非文化教育能够赋予人什么特性，而是文化教育启发了人类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进而拓展人性本具的良知良能。
引申到政治上，也是一样，只有人性化的政治制度、人性化的法律，才能建设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政治制度或法律本身就能给社会带来和平安定，能够制止犯罪，而是人的本性中先天具备的善良、和谐、共和的精神，才可以创造出无违于人性的公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才可以缔造真正共和、和谐的理想社会。

先师孔子很赞赏子夏的悟性，认为子夏的感悟甚至能够对身为人师的他有所启发，从子夏目前的修养水平看来，可以开始同他讨论《诗经》的精神内涵了。
我们在过去的章句讨论中，谈到《诗经》是2600年前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但它同时具有哲学、史学、自然科学、百工技艺等多方面的知识素材，融汇千年的生活经验，揭示社会现实，抒发人类的真实情感。其内涵与外延极其丰富。确实是一部需要用人生去读的书，是一部用人性去读的书。读懂了它，就读懂了人性，读懂了历史与现实，读懂了生命与社会。同时,《诗经》的文学修养也是孔子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诗教的目的，不但使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分析和使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的修养，使学者养成温柔敦厚、和谐中庸的性情，即养成健康协调的心理性格，并保存、开拓人性中的良知良能，才能实现建设大同世界的理想。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解释：先师说：“夏朝的政教文化、典章制度，我能叙述它，但夏朝的后裔杞国保留的文献不足以取得充分的证明；商朝的政教文化、典章制度，我能叙述它，但商朝的后裔宋国保留的文献不足以取得充分的证明。这都是由于文化历史资料的继承保存与精通文化历史的学者不足够的缘故。如果足够，那我可以证实当时的政教文明了。”
讨论：“杞”是杞国，夏禹后裔东娄公的封国，今在河南杞县一带。 “宋”是宋国，是商汤后裔禄父的封国，今在河南商丘一带。“徵”是证明之意；“文献”指典藉；一说文指历史典籍，献指贤人。

孔子的治学精神极为严谨，并不是仅仅吸收浅表的理论知识就算完事了。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脚踏实地地注重实地考察。他走出鲁国，到诸侯国和周王室观礼，增加知识，放大视野。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夏、殷后裔之国杞和宋。与本节相对应的是，《礼记•礼运》也记载孔子说：“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时》即夏代观象授时、颁历布政的历书；《坤乾》，有学者以为是殷商时期的易学典藉《归藏》，属于占筮和哲理书。可惜这两部经藉反映夏殷的历史的内容不多，对考察夏殷礼制帮助不大。但后来孔子为观周礼而作的洛阳之行，却让他大开眼界，受益匪浅，终生受用无穷。孔子在本节中反映了他对学习求真求实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本节背景史实，约在公元前532年---前522年之间，19~30岁的孔子为了研究历史上夏朝与商朝的文化礼仪典章制度，他的足迹遍及鲁、卫、杞、宋等诸候国，他到了今河南杞县的杞国，经过考察，就发现当时杞国现存的所有文化礼乐典藉已经不能保持夏朝的原始风貌了；他到了河南商丘的宋国，发现宋国的文化典藏，也无法证明他们是商朝的后裔了。政治腐败、动乱、战争，毁灭了无数的文献典藏资料。
不仅是当时如此，中国近三千余年历史，每每因为战争与政治动乱的破坏，如项羽烧阿房宫、梁元帝萧绎焚藏书楼、文革十年浩劫等，屡次导致古中国的科学、历史等各类文化典藉的大量毁灭及遗失。人文文化的失落，不但对于中华民族是一种遗憾，同时也给人类文明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在本节中，孔子沉痛地向2600年后我们传达了这样遗憾的情感。

恐怕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能够在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人文观念以振兴国家的同时，又能顽强保存与发扬本民族的人文传统精神的国家，只能数出日本、韩国了。我们中国人，恐怕要好好和这两个在500年前还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的邻邦取取经。

从本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孔子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作《春秋》、《尚书》、《周易系辞传》等，为中华民族在那衰乱时代保存了珍贵的文化资料。虽然他自谦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确实以他卓绝高远的智慧总结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活经验，提出了极有价值的伦理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走向世界》杂志1989年第5期第18页的这段记录，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结束时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文献”一词：
“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本章句。明代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 “文”是指书本记载；“献”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

传统的文献概念，多是从自身的使用角度，从文献的历史价值与外在形态上展开直观描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文献数量的巨增，文献范围的不断扩大，文献载体日益演化，文献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以丰富和扩展，今天的文献观与孔子当年的文献观也大不相同了。对文献的各种定义，大致总结起来有四种观点：
      1、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2、文献是用符号或声像记录在一切载体上的知识。
      3、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
      4、文献是以文字、声像符号等为信号编码的，以便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的物体为信道或载体的人类精神信息的固态品。
尽管诸说不尽一致，但对文献一词的含义都规定得非常广泛。由此看来，当今意义上的文献，其外延几乎包括了与知识、信息或情报有关的一切载体，不仅书刊、文稿是文献，甲骨、金石、简册、电影、唱片、缩微品、录音带、录像带、机读磁带、光盘等，无疑也是文献。就是某些文物，如钟鼎、碑文、古币、书画、铭文，也可以归之于文献范畴。
文献既不是纯粹的物质概念，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概念，它是两者的结合体。我们不妨把文献理解为：用符号或声频等将知识记录在一定载体上的，以便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的固态精神产品。
文献记录了人类的文化，有助于我们及后世的人文研究工作。而关于文化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最先作出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

3•1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3•11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3•12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3•13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10•14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解释：
3•10先师说：“禘礼中从第一次向受祭者献酒后，接下来的仪式我就不愿意看了。”
3•11有人问孔子关于举行禘祭的礼仪。先师说：“我不知道。理解这种礼仪精神的人，对治理天下的事，就会像把这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吧！”一面说一面指着他的手掌。
3•12祭祀祖先就像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像神真在面前。先师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一样。”
3•13王孙贾问道：“‘与其奉承奥神，不如奉承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先师说：“不是这样的。如果违背公义，得罪天理，没有地方可以祷告的。”
3•17子贡想去掉每月初一日告祭祖庙用的活羊。先师说：“赐呀，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寄托在礼仪形式中的精神。”
10•14乡里人举行迎神驱鬼的宗教仪式时，孔子总是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讨论：
我们将与祭祀有关的这四个章句合并讨论。
世界各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都经历过自然与鬼神崇拜时期的政教合一时代。政教合一时代初、中期，部落领袖就是神的化身，对治下的人民承担着统治与教化双重的责任。比如在中华民族的神话时代与半信史时代，以始祖轩辕氏黄帝为首的三皇五帝，就有许多神话背景，通过神话背景赋予的神秘感与无可置疑的震摄力来增强其统治权威。
政教合一体制后期，政权与神权分离，神权由祭司及僧侣主持，而政权归于君主，比如印度四大种姓中，婆罗门即祭司、僧侣、宗教神职人员是社会第一阶层，国君、大臣、贵族武士是第二阶层，这两个阶层在印度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婆罗门主持宗教与文化，国君大臣贵族武士掌握国家统治权。与印度不同的是，
在中国，约从夏朝开始，王权始终高于教权。中国人的人文文化发育极早，商代时，君主们就会借用神的名义来传达自己的旨意，公元前15世纪周朝还尚未建立，就已经产生了人为革命的思想，周文王被商纣拘禁在今河南省的羑里县时，总结了当时的人文文化思想，写成了《周易》。此时周王国的君臣们已经不甘心再屈服于商纣的所谓“天命神授”的统治。意欲发动革命取而代之。
早在夏朝时，君主就已经极具自我膨胀意识，失去了早期敬天畏神的谨慎戒惧，夏桀面对臣子的规劝时愤怒地说：“你又妖言惑众了，人民有君主，犹如天空有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人民愤怒回应道：“太阳啊，你快灭亡吧，我们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目前为止，中国西藏还留有明显的政教合一的遗迹。千年来西藏密宗佛教思想在藏地无处不至，俨然藏区正统统治思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嘎厦政府达赖喇嘛及僧官、侍从们西遁欧美，结束了这片佛教乐土上残忍无道的农奴制度，可能是全世界最后的奴隶的广大西藏农奴，以及藏区广大的贫苦人民开始享有起码的人权，结束了某些僧侣至高无上甚至几乎是为所欲为的特权地位。
可见政治与宗教结合一体，无论古印度赤裸裸的种姓制度，或尊奉号称众生平等的西藏密宗佛教的土司政权，或清朝中后期的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教团享有政治特权的同时，某些教团高级成员的纯洁性必然受到政治特权的污染而导致腐败堕落，而统治者也借助宗教神权极肆其残暴淫威。这是无论如何赞美宗教的纯洁崇高，都不能抹杀历史的事实。
比如同样鼓吹和平博爱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前者有两次十字军东征的所谓“圣战”，后者有血洗拜占庭的“圣战”。说这话并非攻讦宗教，而是就事实而论事实，因为政客与僧侣一样的都是人，旨趣超脱的宗教一旦亲近冷峻的政治，少有不被权势的魔力质换出人性中自私堕落的甚至残暴的成分。
因此还是地处东方中原有着早熟的文明的中国人较为聪明，中国政治环境中，政权高于一切，教团只能辅助政治而不能插手政治。反而保存了宗教的纯洁性。

在秦完成中国第一次大统一以前，中原地区大多保持王权以主，原始的鬼神设教、泛神崇拜宗教思想为辅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格局。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祭祀天地山川、祭祀祖先、祭祀神明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禘的读音为ｄì，是最高规格的祭祀。周王朝时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举行的祭祀祖先的非常隆重的典礼。由于周公辅助周成王、平定东方商朝势力与本朝叛逆的联合叛乱，收复了几乎是一夜之间沦陷在叛逆者之手的周朝东部广大国土。为巩固立国不久的西周王朝建立了不世的功勋。因此周成王感念周公姬旦的功劳，特许周公的封国鲁国的世代国君，世袭享有这只有王朝最高统治者才能享有的禘祭礼仪以祭祀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特权。
灌是禘祭典礼中第一次献酒的仪式。又称为“祼”，与灌同音。就是祭礼开始时，用盛酒的礼器装入以香草酿成的香酒，酌酒洒地以追请祖先的灵魂
所谓“自灌而往”，就是在第一次献酒的灌礼之后，助祭的侍从人员将王室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依一定顺序排列好，再献酒致祭。但这道程序在鲁文公时代就产生人为故意的错误。依照礼节，祭礼中有所谓“列尊卑，序昭穆”，就是王室的太祖居中，其后继者分列两旁，左列单数的称为昭，右列双数的称为穆，鲁国的世系，周公就是太祖，如果从鲁桓公也就是三桓的先祖开始左列称为昭，庄公右列称为穆，依次是闵公为昭、僖公为穆、文公为昭、襄公为穆、昭公为昭、定公为穆、哀公为昭……鲁文公二年，故意将闵公与僖公的次序颠倒，违背了礼制规范，非但如此，整个祭祀典礼也极为草率随意，毫不庄重。丝毫不尊重由周天子赋予的特权。这个恶习传到昭公时期，更加不堪，所以孔子又忧又恼地说“吾不欲观之矣”----我不愿意看下去了。

禘祭是当时帝国最高领袖才能使用的最高级别的祭祖典礼，其中所内涵的精神，是帝国权力的继承者通过禘祭向祖先致敬，回忆先祖艰难创业的精神，激励自己效仿先辈努力奋斗延续祖先的事业。
这样象征最高权力的禘礼，当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问的，所以博学的孔子虽然了解禘祭的一切礼仪知识，也不能更不想正面回答，但是他作着手势告诉发问者，如果理解了禘祭的精神，治理天下就象把一件小东西放在手掌中一样容易。“示”是“置”的通假字，是放置的意思。
这个逻辑说来简单，古来创业艰难，帝国政权或者家族事业往往传承了三到五代后，子孙后代往往享受着祖先的成果，却失去祖先的奋斗精神，颟顸愚顽以致于国破家亡、身败名裂比比皆是。周朝统治者看到了这些历史的教训，所以设置禘礼，让子孙后代面对祖先的牌位与英灵，好好思维家族功业的历史，振奋精神继承、发扬先烈余绪。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人都有祭祀祖先的礼仪。祭祖的精神内涵，是近三千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必要理解尊奉的，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本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精神。

然而，即如本章第三节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鲁文公先是乱昭穆之序，然后干脆连庙祭都不参加了，每逢祭祀天地、先祖的典礼，都随便指派一名官员代祭，孔子又接着评论道，既然不具备面对天地神灵与祖先的真诚，由他人代劳的祭祀等于没有祭祀一样。
孔子并不过多提及鬼神之事，如他说：“敬鬼神而远之。”本节中他说祭祖先、祭鬼神，就好像祖先、鬼神真在面前一样，是强调参加祭祀的人，应当在内心有虔诚的情感。可见孔子主张的祭祀精神主要是启发内心真挚的“诚”与“敬”之道德精神，而非鬼神信仰之宗教性质的。
然而上层人物对于祭祀的轻率态度，标志着鬼神设教的神权意识在中国政治意识中的日益淡薄，同时标志着周代礼制随着人文精神的衰落而渐趋崩溃。

公元前498年，孔子以鲁国首府首席代理执政官“大司寇”的身分帮助鲁定公策划摧毁三桓私家军事城堡的“堕三都”计划失败，被三桓排挤出鲁国政治权力核心，一切实际权力都被、剥夺，并且在郊祭的时候，季氏故意不按礼节分给孔子一份祭肉，这表明孔子在鲁国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前途彻底结束了。孔子明白自己再也不会被季氏所控制的鲁国政府任用了。于是下决心退出鲁国政坛，到其他国家去寻找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于是在公元前497年春季，孔子决心离开祖国，他的妻儿未随行，只有子路、颜渊、冉有、子羔等学生跟从，他们在边境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去卫国。
本来齐鲁接壤，齐国较强大，也有利于孔子展现王道的理想，但孔子不选择去齐国的理由，是公元前502年齐鲁两国在夹谷即今山东省莱芜市南一带会盟时，为了维护鲁国的尊严，孔子以卿大夫身分担任傧相，挫败了齐景公君臣意欲劫持鲁定公的阴谋，并义正辞严地拒绝齐国要鲁国成为其附庸国的不平等条约，孔子还预先安排鲁国国防军在边境上严阵布防，孔子在会盟上严厉呵斥齐国君臣各种不合于礼的举动，使强大的齐国竟占不到一丝上风，此次会盟是鲁国数十年外交最为振奋人心的，孔子的声誉也响彻整个国际社会。但也因此得罪了齐国政府。
而去卫国的有利条件有三个，一是鲁卫乃兄弟之邦，鲁国是周公之后的封国，卫国是周公亲弟弟康叔之后的封国。二是孔子任鲁国司寇摄相事时，卫国贤大夫蘧伯玉曾遣使者拜访孔子，双方都有极好的印象；三是孔子母亲娘家在卫国的亲属，也是早期毕业的学生、子路的老同学兼小舅子颜浊聚（又称颜浊邹）此时任卫国大夫，特别是后两层关系，使孔子生出希望在卫国政治上发展的想法。
享有盛名的孔子的到来立刻轰动卫国朝野，许多人想借与他交往来抬高自己，引起陈亢“夫子至于是邦必闻其政”的提问，当时得幸于卫灵公的大夫弥子暇想请孔子住到他家去，弥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姐妹，他告诉子路说，只要你老师肯住到我家，我可以很快让夫子当上卿大夫。而孔子不齿于弥的谄媚谀君，不屑靠他的引荐，就住到颜浊聚家。

王孙贾是周灵王的孙子，姓名姬贾，当时是卫灵公政府中的大夫。此时他借用鬼神祭祀的宗教观念，向孔子传达了朋党联盟的信息。
“奥”指室内西南角的家神。其神职可能相当于土地公。“灶”指灶神。中国民间现代还有年底送灶神上天向玉皇大帝述职的习俗，送灶神当天，家家户户都用灶糖灶饼供灶神，希望灶神吃了后为自家在玉皇面前多说好话，少批评两句，约一个月后还要“接天”，就是从天上把灶神迎接回家里来。
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祭祀灶神是先祭祀供奉灶台前设立用木头做的称为“灶”又称为“神主”的灶神牌位，再另外设祭品到是在室内西南角由专人装扮成称为“奥”又称为“尸”的灶神，“媚”是讨好之意。“奥”或“尸”比喻君主，“灶”或“神主”比喻君主宠信的陪臣。
王孙贾以此古老的祭礼暗示孔子说，与其希望按照正规程序晋见君主得到赏识，不如讨好君主宠信的陪臣。通过这类人来打通关节，更有机会得到录用，只不过将来必须站在同一政治立场上，孔子对此拉关系走后门的做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历史上也不乏结交宠臣权宦以实现政治理想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事例，比如，戚继光有意结交首辅张居正，因而得到张的鼎力支持，改革军队，建立骁勇善战的戚家军，消灭了倭寇。
以及袁崇焕在辽东建立大奸臣魏忠贤的生祠，免除了来自中央的干扰而经略边防，屡次打败满族后金帝国的侵略军。清朝开国君主努尔哈赤就是死在袁氏坚强抗战的火炮下。袁氏的努力使后金军无法想象如何入主中原。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对于信仰宗教的人士，应当是个启发与警醒，信仰基督或者信仰佛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平常不注意忏悔自身的错误、反省自己的不足，改正缺点，积善行德，不能指望向上帝或佛祖菩萨神仙拿些食物供奉、祷告以求救赎罪过或者恩典福祉的。那样就违反了因果报应的自然铁律。宗教的教义立即破坏无余。
做人做事违背天理良心、公义道德，向哪路神仙祈祷都没有用的。否则神明上帝、仙佛圣贤岂不类同于人间的贪官污吏？

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每月的初一，执政者就代表本家族与国家政府，向天地神灵、列祖列宗，禀告自己的政治措施和主张，这种宗教仪式的参礼者内心中有着请求冥冥中神灵、祖先鉴察自己诚意的感觉。因此告朔仪式非常的郑重。
在周代，每年的秋冬之交，周天子会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历书告知了次年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这一礼节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历书，藏于祖庙，每逢每月初一便会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听朔”。但是到了春秋时代，许多诸候国已经不用周王朝颁布的历法，而以礼仪文化著称的鲁国，早就在鲁文公时国君就不再参加“告朔”庙祭，也不听政，随便派一个信得过的臣禹代理祭典，至于政务，完全沦于三桓之手，到子贡的时候，连代理祭祀也不过杀一只活羊虚应故事罢了。
请注意子贡想要省掉一只蒸得半熟的小羊这个细节，这说明曾数度受聘于政府的子贡的职位，可以代理国君的祭祀典礼，而且代理者可以任意更改节目了。子贡认为既然连起码的精神都丧失了，也就不必再保留形式主义的虚套，不如干脆连蒸羊也免了。这标志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了。

而孔子则认为尽管这是残存的形式，也比什么都没有好。毕竟仪式是彰显人类精神的一种载体，虽然精神是形而上空洞无凭的，但可以通过营造仪式的气氛让参与者感受一种人类的伟大精神。今天诸如入少先队仪式、入团仪式、入党仪式，乃至民间的婚、丧等种种礼仪，也是具有同样精神内涵的。


从我国古代的商周时起，就把祭祀神灵作为重要的活动。国家要祭，民间也要祭。如日月星辰、风师雨师、五岳山林、上帝社稷都要祭。这种祭祀的方式之一，就称为傩，并且国家有大傩，民间有乡人傩。
“傩”读NUO，挪音。10•14节所指的乡人傩，是古时民间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而《论语•乡党》本节中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是有关傩祭的最早记载。据《周礼》记载，夏朝官员方相氏，化装为四只眼睛，金黄色，披熊皮，执戈扬盾，帅领百隶，口作傩傩之声，替民家驱疫鬼。
自古即有政府与民同乐的礼俗。例如清朝的元宵玩灯，即可窥其一斑。民众联合几个村庄，向政府登记，举一灯官，扮演政府官员，或扮宰相，帅众拜访当地巡抚，巡抚亦派员接见，或扮演县官问案等等。由此可见古时官民同乐的遗风。因此，乡人傩可能是记录孔子作鲁司寇时与民同乐的状况。

在傩祭的仪式中必然要有歌舞礼乐，这种歌舞也就是傩舞。源于原始巫舞。至汉代，宫廷傩舞规模盛大，有"方相舞"，"十二神舞"等名目。舞者头戴假面，手持干、戚等兵器，表现驱鬼捉鬼的内容。
傩舞者身着古装，头戴面具，手执各种兵器，手舞足蹈，表现形式既严肃又诙谐，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祭神娱乐活动，被称为“舞蹈史上活化石”。
     今天在广东雷州半岛尚有傩舞的遗风，其中有个林姓家族为主的东岭村又称傩舞为“考兵”，由五位将军和土地公、土地婆组成。其面具都制造于清初。该村林姓祖上宋时由北方迁居福建莆田，明时入湛江，明末定居于此地。因此，傩舞可以说兼具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传统。
考兵这傩舞活化石，已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引起海内外广泛重视。元宵这天，考兵的战舞出现在拜祭祖先的仪式上，也出现在每一个家庭中，祈福避邪。考兵带着队伍在每一家走过。全村欢呼，就像是威尼斯狂欢节，可见古代世界的人更懂得快乐自娱。
当年楚国诗人屈原看到“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而作《九歌》之曲……”(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九歌序》)。可见《九歌》就是祭祀活动时的一种傩歌舞。傩在民间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在歌舞中增加了故事情节，丰富了表演，向傩戏转化。而这种傩戏就是最原始的戏曲。
今在我国的湖南、江西、山西、浙江、云南、贵州、四川等偏僻落后的山村，也仍然保留着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而且非常严肃、庄重。演出傩戏时，有很隆重的礼节，演出剧目也很神圣。例如贵州傩戏之一的地戏在演出时就要开财门、扫开场、跳神、扫牧场。先要到庙中祭神，演员穿上戏装，戴上面具，绕山村一周，村民们设置祭品，接神纳吉。再开始演出系列的傩戏，而且演出的要求很严格。演唱的曲调大多是弋阳腔和神曲的结合。只有打击乐伴奏，唱时有人帮腔。一般在年节时演出7天到20天左右。因此有专家认为傩戏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关于傩的文化现象，我们引用李泽厚的美学论著《美的历程》中一段话：“这种巫术礼仪具体就表现在祭祀、礼仪上。祭祀、礼仪是原始社会除生产、生活之外的主要活动。这种原始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并不是参照或静观，不像后世美学家论美之本性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们是一种狂热的活动过程。之所以说“龙飞凤舞”，正因为它们作为图腾标记、所代表的，是一种狂热的巫术礼仪活动。后世的歌、舞、剧、画、神话、咒语……，在远古是完全揉合在这个未分化的巫术礼仪活动的混沌统一体之中的，如火如荼，如醉如狂，虔诚而蛮野，热烈而严谨。你不能蔑视那已成陈迹的、僵硬了的图像轮廓，你不要以为那只是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你不要小看那似乎非常冷静的阴阳八卦……，想当年，它们是具有神力魔法的舞蹈、歌唱、咒语的凝冻化了的代表。它们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们强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
在10•14节中，2600年前，一代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怀着诚敬的情感，郑重地身穿朝服，站在自家阼阶，也就是主人站的阶位上。和人民共同期盼傩祭与傩舞给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带来些幸福的感觉。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解释：先师说：“周朝的政教文化典章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文化精神。”
讨论：“监”的读音为ｊｉàｎ，是“鉴”的通假字，借鉴的意思。 “二代”指夏代和商代。 “郁郁”形容丰硕盛大之意。

周朝统治的八百余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周代的政治文化成就使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成为中华帝国及其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可以说周朝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他的物质、精神文明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
孔夫子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言之凿凿地说，周代的文化借鉴了夏、商两代的文明成果，并且达到了丰盛华美的境界。

在此，孔子再次陈述他的文化主张。他主张遵从周代的文化精神，因为周代借鉴了夏、商两代千余年积累的文明成果，并且以革新的精神，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文化。
孔子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后一个王朝对前一个王朝必然有承继，有沿袭。虽然他主张遵从周礼，但不是绝对地全盘遵从。在前面的篇章里，孔子就提出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都应有所损益。
孔子之“好古”、“信古”，实质上并非如今人所批评的“开历史倒车”，而是旨在寻求贯通古今的“一贯之道”，以整合和创建时代文明的精神。

康有为注说：孔子改制，取三代之制度而斟酌损益之。可见孔子虽倡导礼乐，却并非泥古不化。他所主张的是在把握传统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建立对传统的理解，而不是主张完全复古。他之所以要从周，就是因为周制是监于二代而损益之，这种传承和革新正是孔子对待传统的态度。传统文明的更新和文化承载者对此的自觉意识就是中国文化秩序两千余年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原因所在。

本节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在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个性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民族文化是历史积累而成，固不能丝毫不加辩证地全盘接收，更不能丝毫不加辩证地全盘否定，孔子说过，商朝的文化继承了夏朝，周朝文化继承了商朝，都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根据时代发展有所增删损益的。我们今天说要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也要有科学辩证的精神，如文怀沙先生所说，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不加选择地让少年儿童背诵四书五经，也是开历史倒车。我们必须以时代的智慧来选择传统文化中适于这个时代的精华思想，但要想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一定的水平，对于历史文化的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系统了解。传统文化中崇尚道德精神、崇尚创造力、力行改革、海纳百川包容一切文化精神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

孔子不象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是个保守而迂腐的书生。孔子极富革命的精神。孔子的革命精神，首先就体现在为母亲而开创殡葬之风气。孔子3岁丧父，可能父亲死得过于突然，没有来得及为孔子母子作出妥善安排，孔子的母亲颜征没有经过正规的礼仪娶进家门，所以在家庭中没有地位，因此没有资格参加叔梁纥的葬礼，自然无法告诉孔子父亲到底葬在哪里，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六年〕孔子17岁时，母亲颜征在去世，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使年少的孔子一定要为母亲争取家族中的合法地位，他将母亲的棺椁停在十字街头，披麻戴孝长跪于尘土之中，希望来往人群中有知情者告诉他父亲的墓址，终于在一个车夫的母亲指点下，找到了父亲的墓地，于是，他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这在以前和当时的礼制中是没有先例的，夫妻合葬的习俗是孔子为母亲争取家族合法地位而首创。
他为父母合葬的墓堆起了高高的坟包，又树立的墓碑。而以前和当时的殡葬之礼，是只“墓”而无“坟”，更无墓碑的。也就是说，孔子在17岁时，为着母亲，他大胆改革了当时传统的殡葬之礼，首创了夫妻合葬、墓上堆坟、树碑为记的殡葬先例，并且被后世的中国人沿袭至今。

如果上述对于传统墓葬礼制的大胆变革仅是一个17岁的年轻人的一时血气之举，那么，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孔子48岁时不愿出仕，退而修《诗经》、《尚书》、《礼记》、《乐记》，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69岁时返回鲁国，编辑《春秋》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即后世所称赞的“删《诗》、《书》，定《礼》、《乐》，书《春秋》”，还为《周易》编撰《易经系辞传》、《序卦传》、《说卦传》等系列著述，无一不体现孔子的改革精神。尤其在《易经》系列撰述中，强调人为的努力，强调变革进取的精神。丝毫没有后世腐儒的盲目崇古和复古的酸气。可见，孔子的“从周”，是契合时代人文文化发展的精神，崇尚变革、奋斗的精神，并崇尚“亲亲尚恩”的仁德的体现。体现努力奋斗，同时也注重恩义仁德，不仅是当时最为需要的，也恰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道德精神。或者说，周代的文化精神，已经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提倡“从周”。

不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确立文化的精神，一个人也要确立自己的中坚思想。因此本节对于国民教育的借鉴意义是，今天的人文教育方面，也要尊奉我们中华民族开放、兼容、盛大、进取、创新、仁德的文化精神。我们的年轻一代，除了系统了解中华民族固有的儒家、道家、佛教三教文明的精神思想外，还要系统了解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和人文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东西方世界一切人类的精华思想，最后，确立多元化世界中的属于自己的人生与生命观念。
一个具有开放而博大胸襟的人，必然也是善于学习的人，必然能够平等地正确地看待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并以之滋养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对于今天许多精神失落的年轻一代，是非常重要的。拥有这样的精神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心理咨询、精神治疗。因为这样的人，他有坚定的心志，他有超凡的智慧，他善于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人事，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界与思想。这样融汇了古今中外人文文化多方滋养的智商与情商，可以赋于一个人雄健的精神，须知没有雄健的国民，就没有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却是一个拥有伟大的文化精神而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的国家。这正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三都灰飞烟灭而中国硕果仅存屹立不败的原因。

最后，我们引用一些资料来次弟而详细地了解一下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与文化成就。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夏朝的诞生是中华文明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夏朝时第一次将中国分为九州，因此中国在后来的时代中称为九州大地。并确定贡赋的制度。
夏朝是部落联盟形式的奴隶制国家，其文明程度介乎新石器晚期文化和远古文明之间。
夏朝天子直接管辖的范围仅限于本氏族内部。超出夏族本部落之外的其它部落首领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独立的管理权和统治权；他们以向夏王，臣服和纳贡的方式，表示其相互关系。
夏朝政体与管理形式具有专制、民主二重性，表明国家制度由氏族民主政体向君主政体过渡。最高首脑称为“王”或“后”，父子或兄弟相传，是“家天下”的开始。
夏朝建立相当规模的政治机构。夏王之下有掌政事的“三正”，有为天子辅臣的“疑”、“丞”、“辅”、“弼”四邻，有为国君亲近左右官员的六事（即六吏、六卿），有掌历法的“羲和”（又称“太史”，掌诉讼的“大理”，掌音乐的“瞽”，掌管贵族子弟教育的“官师”、“国老”，掌出使的“遒人”，掌收取贡赋的“啬夫”，掌管山泽的“虞人”，掌畜牧的“牧正”，掌养龙的“御龙”，掌管夏王膳食的“庖正”，掌管夏王车辆的“车正”，守卫宫门的守门者，掌王室家族事务的“臣”。夏王朝九州岛的划分和“甸”、“侯”、“緌”、“要”、“荒”五服的存在，说明，夏朝对地方的管理是以个部族首领为诸侯，称“伯”或“牧”。诸侯必须服从夏王的政令，对王朝承担贡纳、朝见、服役和随从征伐的义务。诸侯之下，有“大夫”，即各大家族的族长。所以，古人说，夏王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
夏王朝的政治思想已经有初步的“德治”宽刑思想。《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即在国家治理上，要文治与刑罚并用。在政治已经有了防微杜渐，防患与未然的认识。《左传．成公十六年》引《夏书》说：“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夏王朝还建立了法律制度。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而“禹刑”不但是刑法，而且是夏王朝法律的总称。
夏王朝继承了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并形成了崇尚神的观念。夏朝统治者在天上塑造一个至上的神明保护自己地上的统一王权。
从夏禹治水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了许多高山大河，确定了大地的东西南北，学会了开渠、分洪、修堤，并且掌握了计算、测量和绘制简单的地图。传说大禹通过长期实践，收集了九州岛献来的铜等金属，铸了九个大鼎，鼎上分别有各州的山川、草木、禽兽，这可能是4000年前最原始的地图。
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夏朝农业文明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大批从事畜牧的奴和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发展了畜牧业，尤其重视马的饲养。制陶业、青铜冶炼与制造业，已成为独立的重要行业。

　　春秋鲁太史引用《夏书》 “辰不案于房”的记载，即在某年某月朔日发生在房宿天文位置的一次日食。这次日食，还记载在《尚书》中反映夏朝仲康时期史事的《胤征》篇内，近代诸多学者推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二一六五年到公元前一九四八年之间，尽管时间相差距甚远，但都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竹书纪年》谓夏策十年“夜中星陨如雨”。表明至迟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
　　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于为名，说明当时普遍用天干作为序数。
夏朝发明的农历又称夏历、阴历，是我国最早的历法，但今天仍然通用于中国。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夏数得天”《左传》，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用“夏之时”《论语》。
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其经文有463字，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以及采集、渔猎等活动。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由野蛮高级阶段过渡到文明时朝的重要标志之一。郭袜若曾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期，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
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巳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从殷墟时期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可以肯定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

商朝（约前17世纪初──约前11世纪）商朝文化获得了突出的发展。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文都具备了汉字的基本结构。大量的甲骨文及铭文既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象、占卜方面的情况，又标志着文字接近成熟。商朝拥有比较完备的历法，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识。同时，大量的出土实物，也反映出当时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及生活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商（殷）代君主在古籍和甲骨人中被称为王。自汤（天乙）至纣凡十七代，三十传，历六百二十九年。一说商凡二十九王，历四百九十六年。传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

商王朝的政府官员中有任职于中央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书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归于统治者，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商朝人从一开始就是一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朝的畜牧业除了有六畜外还有训象骨，并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政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
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周易》中的《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在科学发展方面，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商朝的婚姻家庭立法规定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妾之分就是嫡庶之分。其继承制度立法规定随着商朝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商初的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但以弟及为主；商朝中后期，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私有观念进一步加强，父死子继逐渐取代兄终弟及；实行父死子继以后，商朝后期，又逐渐实行嫡长继承制。所谓嫡长继承制，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商朝的中央司法长官为“司寇”，其下设“正”、“史”等审判官。商朝的司法审判具有鲜明的天罚神判特色，司法裁判、定罪量刑常常是通过占卜，由“神判”来决定。占卜的官吏也有一定的司法权

周朝（公元前1066 -前256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幽王亡国，共历八百多年。周继承了许多商朝的文明成果，包括文字。周朝官制更为繁杂。周王左右的辅佐为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三事官（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诸侯和方国、部族）和卿事寮。王朝官员为：总揽朝政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历法记事的太史、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人工、掌占卜的人卜，合称六卿，六卿的僚属，总称为卿事寮。王朝还有掌土地和农人的司徒、掌百工职事的司空、掌军赋军政的司马、掌版籍爵禄的司士、掌刑罚的司寇，合称五官。为王室服务的内廷事务官，有三公之佐的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有道、辅、弼、承四辅，有膳夫、缀衣、小臣、寺人、内竖、阍者、门尹、司王宥、火师、水师、大酋、太仆、御、右、萃车、趣马、师氏、虎资、舆人、医、艺人、隶人、太子宫尹等。在王畿外服的封国，称为四方，包括侯、甸、男等诸侯。王朝有时派使臣到诸侯国任监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仿照王室设置百官有司，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主要有三事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分掌政务、司法和民事。周的各级主要官吏，都是在宗法制度基础上世袭，而且文武不分，平时治民，战时就是各级将领。周朝的地方制度，有国、都、邑、野、鄙。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此外的地方称为野或鄙。
　　锋利的青铜农具得到普遍运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沤治和施用绿肥，以火烧法防治病虫害，标志了田间管理的新水平。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作物品种增加，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
    西周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的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其分布地区很广，生产能力扩大，效率和水平提高，铸造工艺改进。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陶器业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一千二百度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能够生产石灰石──硅石琉璃。漆器制作逐渐普遍，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
    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一度由政府垄断经营，设有质人之官作为市场的管理者。商贸的品种有奴隶、牛马、兵器、珍异等。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青铜币。

中华科学、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最早提出“天文”的定义。《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表达了周代形成的革命思想。
西周萌生的阴阳思想，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易》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
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之间，有继承、有创新，在继承与创新中连续文化的生命。比如夏历的沿用，还有始于夏朝、正式确立于西周的五等爵位制度，逾千年的积累，在周朝结出丰硕的文明果实。因此，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15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解释：孔子进入鲁国祭祀开国君主周公的太庙，看到每件事物、每个程序都要请教他人。有人说：“谁说陬人叔梁纥的这个儿子懂得文化礼教呀，他进入太庙，什么事都要问别人。”孔子听到后说：“这正是礼教所要求的谨慎求实的学习精神呀!”
讨论：“太庙”是每个诸候国供奉开国君主的祖庙。鲁国太庙，即周公旦的庙，供鲁国世代君主祭祀周公的。“鄹”读音为ｚōｕ，春秋时鲁国地名，又写作“陬”，在今山东曲阜附近。人们称孔子为“鄹人之子”，是因为孔子的父亲曾经担任过“鄹邑宰”，即鄹地行政与治安主管。

从人们当时称孔子为“鄹人之子”一语上可以得知，孔子入太庙的当时非常年青，其年纪至多不会超过35岁，如果超过35岁仍然称一个人为“某人之子”，就很不礼貌了。
孔子承父亲贵族武士身份的余荫得以进入贵族学校，接受系统的贵族教育。并得以进入太庙助祭。孔子以长期的努力学习，对于周礼本是十分熟悉。但他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却并不自以其系统的礼制理论知识而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正的祭祀之礼，他非常了解理论与实际情形之间存在差距的道理，因此看到礼器、一应物件的陈设、仪式程序，每件事物和仪式的每个程序都要请教太庙中的礼仪工作人员。好象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一方面是谦虚谨慎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力求考究实际以对应书面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后人诗云“纸上得来终是浅，须知此事要躬行”也正是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精神。

本节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应届毕业生，还是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老手，接受一项任命，接手一件新工作，虽然以前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或者也具备一定的经验，但尽量要多问，甚至“每事问”，多了解一些没有坏处，养成调查了解的好习惯，然后做出的工作规划才能少出纰漏而尽量完善，这是善于处事者的基本能力。若自以为有相当系统的知识即拥有相当的能力，自以为过去的经验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屑于调查了解可能存在的异于往常的新情况，冒冒然新官上任“三把火”盲目决策，很可能会出问题，以后的工作就难做了。

3•16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解释：先师说：“射箭主要不在于穿透皮制的箭靶，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程度不同。这是自古以来对待人事的原则。”
讨论：“主”是主要之意；“皮”是用坚韧的兽皮加工成的箭靶子。“科”是程度、等级之意。

古代某些知识分子理想主义化天真浪漫的说法，认为周武王攻灭商纣建立周朝政权之后，天下大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表示不再打仗，而且军队在郊外进行射击训练时，也不以中鹄贯革为优。，然而东周衰落，礼仪废驰，诸候列国以武力相争，所以又开始崇尚贯革之勇悍，所以孔子见之哀叹。而史实并非如此具有诗意。

孔子独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课程中，本来就有射箭的教学内容，和驾御马车一样，都是教学主要科目，有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双重性质，且有极强的实用性。在国家抵御外侮时，就要运用到这两样技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讲“射艺”，是当时的“素质教育”的一部分，纯属正常不过的事。孔子和他的许多弟子都是文武兼备。而当时的环境，确实需要讲究教育的实质重于形式。
另外，《礼记》之中也有“射礼”的贵族竞赛项目，今天的日本也保留并发扬了发源于中国的“射礼”的“箭道”，并与禅道的修养融合一体，以启发对于自我心身生命的认识和把握。

使用草编织的箭靶子可以测试射手的射击精确度，但无法评估射手的力度。须知精确与穿透力度是古今所有远距射击性质的武器必须的考评标准，尤其当时使用弓箭作为战斗武器，强调精确命中率之外，也需要重视一定的穿透杀伤力。

既然射箭课带有点军事训练性质，就不能不考虑实战的意义。用坚韧的动物皮革所制作的箭靶，要有一定的力量才能使箭篏入皮革中，准确和力度当同时作为考评成绩的要素。如果箭被皮革反弹落地，即使射中靶心也等于没有射。箭枝能篏入皮革靶面中心，表示及格。如果一箭能射穿靶子，表明射击精确而有力量，可以认定为射箭课程的优异成绩。

古代的神射手有的可以力开三百石的硬弓，比如西汉武帝时代的飞将军李广，曾力挽强弓一箭透入坚硬的石头。但不可能要求所有接受射击训练的学生都具有一箭穿心贯革的高强能力。射箭主要是考量准确性。考量标准是以射击技巧为主而不过多强调力量。能够使箭枝扎在兽皮靶心上，就表明技巧与力量都合格了。

本节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与现实的人事，应该选择恰当的参照标准。不能以理想主义化的所谓标准去苛责历史人物和同时代的他人。更不可以苛求自己去追求力所不能及的所谓理想成就。凡事只要思想无误、方向与方法正确，尽心竭诚地去做到位就可以了，至于成果。就不要太过分苛求完美。
比如今天稍读过点文史的中国年轻人们，一些慷慨的“愤青”，最喜爱挑剔过去时代的封建糟粕，最喜爱随意批评历史人物的所谓时代局限性。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代的人物。以自己理想化的标准来苛求他人。都是不正确的。
今天某些喜欢动辄批评孔子思想的“先进知识精英”们，没有几个系统地读通《四书五经》以及“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晏子》、《管子》等等当时的典论，他们根本不能了解那个时代，怎么能以自己断章取义、想当然耳的思维去对历史人物和经典作出恰当的评价呢？孔子为人类文明，为自己的家族所取得的成就，他无可取代的历史贡献，他的知识与技能，他的道德感召力，近3000年来，有哪个时代的哪个人物能够比得上呢？又是我们今天哪个人物可以比得上的呢？以我们今天的标准去苛责一位已经逝去2500年之久的古人，实在欠缺点做人的厚道德性。

再反思我们的教育，使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学习了很多在走入社会之后根本不实用的内容。我们初三的数学、物理课程的水平，足够美国学生读到大学一年级。我们的神童博士班开创已久，目前连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没有培养出来。我们的教育，提出极高的要求，依北京大学蔡大用教授的说法，我们的教育以培养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水平来进行国民教育。其结果是揠苗助长，甚至出现许多画虎不及反类犬的社会问题。如整天学习的在校生不知孝亲尊师，满腹经论的大学生走入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精神障碍等等，都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向迷失，极端片面地追求高、大、全而造成。因此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学生们的心身痛苦不减，教育的目的，本来是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他拥有恰当的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并在承担社会的责任。看来我们的理想化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手段，没有达到这个最低要求。让初中学生用三年时间赶超美国大学生六年的数学物理课程来显示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结果有什么意义呢？
东汉时杨雄说：“中可以学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圣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意思是射箭击中目标的技巧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做到，但劲箭贯革的力量就不能勉强要求人人具备。孔圣人说这是古代对待人事的原则，是为了校正今天的人们，对于人事极端苛求理想的过失。”换而言之，做人做事，目标、思想和方法正确，只要尽力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成绩就好了。无须刻意追求、攀比太过分的优异表现。因为人的素质和能力程度不同。无法强求所有的人都能达到优异的成就。我们评论历史，我们评价同时代的人事，我们评价身边的人们，都要了解这个恰当的原则。
虽然“射不主皮”，但还是要努力训练以求射中靶心的。做人做事，还是要讲求尽心尽力的竭诚精神。所以不能把本节与不求上进的心态混为一谈。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本节并入上述3•10节至3•13节的合并讨论中，兹从略。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9•3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远众，吾从下。”
    解释：
3•18先师说：“按照传统的诚敬精神，恪尽臣子的本分服务于国家，别人却以为他向君主献媚。”
9•3先师说，“麻布制作的冠冕是合乎礼制的，现在用丝帛来制作，比麻布经济节俭，我遵从大众的做法。在堂下向国君叩拜是乎合乎礼制的，现今仅在堂上跪拜，未免怠慢了些，即使违反大家的做法，我还是坚持先在堂下叩拜。”
讨论：
“麻冕”是麻布制成的礼帽。“纯”是黑色的丝绸。
“俭”是经济俭省，用麻做礼帽，按规定要用经线2400根，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俭省。“拜下”依照礼制，大臣面见君主前，先在堂下行叩拜礼，升至堂上再行一次叩拜礼。
而当时的卿大夫贵族们，通常只是直接升堂入室当着国君面前行一次叩拜礼，孔子认为这种做法太草率，违背了庄重的礼制。“泰”指骄纵、怠慢。
说：“用麻布作礼帽，这是合于古礼的；召集大家都用丝来做，这样俭省一些（），我同意大家这样做。臣见君时，先在堂下跑拜，然后升堂再跑拜，这是合于古礼的。召集大家都直接升堂行跑拜礼，这是一种骄傲轻慢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的作法，我仍然要从古礼，在堂下跑拜。

这三节的合并讨论与礼仪有关的问题。
3•17节中，孔子认为传统的形而上的精神，有必要以某种固定的形式来维系。因此主张保留饩羊献祭的传统节目。9•3节中，孔子也因为这样的认识，在晋见国君时，严格依照传统礼仪为国君行觐见之礼。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时直到100年前的长达二千五百多年时代，君主都是国家的象征，现在的日本，天皇还是日本国大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不过中国的君主们，多要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因此全体国民对于君主的尊重，就是对于国家的尊重。孔子基于当时这样的国家意识，在晋见国君时坚持依循古制在堂下行一次叩拜礼，升堂后再为国君行一次叩拜礼。鲁国的君主们，虽然不太英明神武，但大多没有什么恶行，还是值得同情的。但从3•18节看来，一般不具备有礼节意识的人们，就以为孔子这样做是在蓄意谄媚讨好国君了。
其实当时的鲁国君主，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权力，国政大多把握在三桓贵族手中，讨好国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孔子在现实功利上有所企图，只要直接讨好三桓就够了。何必坚持什么“礼”呢？况且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学识与才干，不需要讨好权贵，三桓等贵族也会主动延揽孔子和他的学生加盟他们的幕府中。例如季氏及阳虎对于孔子的延请，冉有受聘于鲁国季氏执政府，子路受聘于卫国孔悝执政府等。
作为臣子，作为国家的干部，依照传统礼节谒见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表现自己对于国君交托的责任的郑重与谨慎，这样富有人情味而且庄严郑重的礼节并没有什么错误，孔子的作为也没有什么错误。孔子一生都是个纯粹的道德主义者，从来没有在道德立场上动摇过，这是他最为令人佩服的一点，也是最值得千秋万代的人们崇敬的一点。

9•3节中，孔子赞同用比较俭省的黑绸礼帽代替传统礼制规定的用麻编织的礼帽，但反对在晋见国君时只在堂上行一次叩拜礼的作法，表明孔子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都要合乎于传统的规定，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绝不让步，因依礼叩拜国君的问题涉及当时国家的意识与公共责任意识的大节大义的大原则性问题，一个人内心真诚的情感，一定会以某种形式表现于外在的行为之中，所谓“诚于衷而形于外”，换而言之，一个行为粗疏无制的人，内心中一定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而当时在孔子的思想中，这种责任精神，就通过外在的礼仪行为的形式来表达来维系，所以行叩拜礼与使用什么质料的礼帽有根本的区别。不可等量齐观。

传统礼制之所以备受诟病，通常由于变本加厉的烦琐无当。在古代礼制中，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比如婚丧之礼，当事人以及所有参与者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作出种种规定，而要完成这些规定，要涉及到许多物质条件，所以孔子之后的古礼是需要相当成本的。如果穷得没有帽子的人，拿什么脱帽致敬呢？因此墨家指责儒家烦琐浪费，没有勤俭节约的精神，不能利国利民。有一定的道理。但那受指责的其实是所谓的“小人儒”，而不是“君子儒”，繁礼琐节决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

从9•3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外在形式上，孔子并不是刻板固执的。在3•4 节中，我们就知道“礼，与其奢也，宁俭”的节制精神，礼的节制精神，有“仁”的精神做为内在根据，“仁”简而言之，就是对于社会、人生、生命、人性的真实了解，并且能够以真诚的精神为社会作出贡献。可以说仁是抽象的，礼是具体的，仁是内在的，礼是表面的。仁是内在的总体的思想精神，礼就是外在的细节的实践行动，礼是仁的作用，仁是礼的目的。种种道德品质都归结为仁。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精神原则，那么无论戴什么帽子，无论如何漂亮的誓辞，无论行什么样隆重的礼节，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本节令我们再一次想起“人而不仁，如礼何？”这一句。

3•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12•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解释：
3•19鲁定公问先师：“君主任用臣工，臣工服务于君主，怎样做才好呢？”先师回答说：“君主以道义的原则任用臣工，臣工就尽心竭力地服务于君主。”
12•11齐景公向先师询问政治之道，先师回答说：“君主要承担君主的职责，臣工要承担臣工的职责，父亲要承担父亲的职责，儿子要承担儿子的职责。”齐景公听了说：“太对了啊!我相信如果君主不象君主的样子，臣工不象臣工的样子，父亲不象父亲的样子，儿子不象儿子的样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够吃得到么？”
讨论：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到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约48岁到54岁之间，是孔子一生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曾受到叛乱家臣阳虎与公山不狃的热情召唤。他在51岁时得到鲁定公和季氏的信任，担任鲁国首都行政主管“中都宰”，不久又升大司寇，在公元前500年即鲁定公十年与齐国会盟中，坚持立场维护了鲁国的尊严与利益。但在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策划的“堕三都”以削弱三桓势力的行动失败，失去季氏信任的孔子，被迫退出鲁国政治权力核心，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次年孔子师生离开鲁国到卫国去，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57岁，从卫国回到鲁国，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鲁定公与孔子的这段问答，是在上述时期内。

人生于世，“君臣”关系是人类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之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孔子君臣之礼的核心思想。从本节的语境看，孔子主要侧重于对君主的要求，强调君主应当以正确的原则来任命与召唤臣工，以正确的原则来责成臣工进行工作。臣子才能竭诚服从君主的指令。不似后世的君主们，片面强调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道义与法律制约的君主威权，即使君主的意向与指令违背道德甚至导致国计民生的灾难，还要求臣下应毫不质疑、毫无犹豫地尽忠执行，以至于发展到不问是非的愚忠。岳飞的悲剧正是这种反动思想所导致。

从孔子对于鲁定公的回答中看到，国家元首的责任和义务就是首要的，是政治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国家元首能够尽到领袖的责任，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才能谈及臣工和人民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如果元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官员们乃至人民当然可以不执行他的命令，普通公民当然也可以不遵从他的主张。不似宋明之际，朽儒们高喊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的反动口号。

可见孔子的儒家政治思想，首先强调领导人物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才谈及领导的权威性，如果君主不称职，臣子就有必要另立称职的君主；只有君主做到了他应该做到本分职事的前提下，臣属和人民才有必要服从他的命令。尤其臣属以政治道德原则废立国君的论调，孟子进行了更加淋漓尽致的阐发，这种早期的原始的儒家政治思想与2500年后十七世纪美国的民主政治思想是非常吻合的。2004底美国总统布什第二次访问亚洲，在日本的演讲中引用了《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以此说明中国很早就有了民主思想。同时，这位非我族类的异国总统还说到中华儒家自古以来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和政治原则。
与这位美国总统的话相映成趣的是，我国有确切纪年恰是始于“国人暴动”之年。“国”的意思是“首都”，“国人”就是首都市民。人民自发组织反抗虐政的革命暴动，攻击王宫，而周王朝的文武臣工们也没有组织武装镇压民众的革命行动，逼得残暴无道的周幽王逃出首都，被迫放弃自己的地位，终老于郊县，往后的十数年内，周王朝没有君主在位，由周公与召公联合执政，史称“周召共和”。这说明君若无礼，臣即不必事以愚忠。并且说明中国人民自古就有反抗恶政的革命传统。不过以千年计的长期的愚民教育，阉割了中国民众的革命精神与血性。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孔子30岁时，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何以称霸的问题。四年后的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35岁，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随着被三桓贵族击败而逃亡的鲁昭公到了齐国。次年即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与孔子讨论政治问题，孔子的回答很令齐景公满意。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但由于孔子曾经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对晏子作了不太好的评论，使晏子对于孔子也产生了误解，晏子阻止了齐景公对于孔子的封任。

孔子言下之意，君主作出君主的表率，臣子恪守臣子的职责，父亲以父道为职志，儿子以孝道为归依。齐景公对此宏论击节赞赏。他的赞赏乃是有感而发。

齐国数十年来内乱不断，从齐景公上溯六代，齐襄公与自己的妹妹乱伦，还把发现奸情的妹夫鲁桓公杀死灭口，结果被公子无知联合边称和管至父杀死。边称与无知联手政变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堂妹不能受宠于齐襄公，他得不到利益，于是吩咐堂妹妹配合行动，允诺事成后，他的堂妹做无知的夫人。无知政变成功不久又被雍林杀死，齐桓公得以即位。
齐桓公的儿子齐懿公也是一个毫无君道的家伙，齐懿公仆从丙戎的父亲敢于和他争猎物，就被齐懿公砍脚，他还霸占骖乘庸职的妻子，但却满不在乎地继续让丙戎和庸职做随从，结果被这两人杀死在竹林中。
齐景公的哥哥齐庄公还是一个不守君道的人，不但没有政治道德，而且私生活也是肆无忌惮，齐国大臣崔杼用卑劣手段夺取了大臣棠公非常美艳的妻子，齐庄公也垂涎三尺，借故把崔杼遣往外地，自己到崔杼家和美女厮混，更为出格的是，他居然把崔杼的卧室里的帽子带出来赏给了其他人。崔杼一怒之下杀死庄公，齐景公得以继位。崔杼弑君不久后共同执政的庆封屠灭崔杼家族，之后庆氏也被民众逐出齐国。
齐太史兄弟四人秉笔直书崔杼弑君的罪行，崔杼一连杀掉三位哥哥，但最小的弟弟面对三个哥哥的尸体，面对锋利的剑，还是象三个哥哥一样毫无惧色地坚持写下历史的事实，令崔杼感觉无可奈何，只好收剑任由他写去。南宋文天祥所作《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一句就是反映这段齐太史四兄弟用生命捍卫历史事实和史家尊严的慷慨凛然的史事。

数十年的内乱，皆由君不君、臣不臣所致，齐景公时的齐国大臣陈僖子蓄意施惠於民,培值自己的政治声望与势力,对齐国君权日益构成威协,齐景公虽知陈氏的企图,但无法制止,因此向孔子问政。孔子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令齐景公对他的高论大为叹服。但可惜终齐景公一生，照样横征暴敛、喜好珍宝狗马、贪恋女色。他做了五十几年的国君，最后因为宠幸一个年轻的女子，临终违背群臣立长君的愿意，立最小的儿子为太子，他死后不久，齐国大乱，幼小的国君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齐国政权慢慢落到陈氏家族的手中。

“君君臣臣”就是身为国家元首应该有元首的样子，应该恪尽元首理应恪尽的职责；身为官员或国民，也应该做到自己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君臣之间形成双向契约关系。
“君为臣纲”，就是国家元首要给各级政府全体臣属、全国人民做榜样，要想人民忠于国家，首先自己就得行得端、做得正。“父父子子”可推论而知。

一部《二十四史》，概述了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它的核心理念之一。道理完全正确。

但从政治上思维，2500年来，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缺憾，使得孔子这一完全正确的理论，在历史的平台上一直显出致命的缺陷，即是过于依赖礼法道德。孔子一生力图重建礼法道德秩序，以此完成对礼崩乐坏的现世界的改造。但从春秋开始，2500年下来基本上就是君不君、父不父，君父的权利和义务缺乏法制的规范、限制和监督，想通过臣子恪守臣道、儿子恪守孝道来达到社会的和谐，无异于缘木求鱼。
“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使是最丑恶最野蛮的势力，也不会甘于自愿退出历史的舞台，仅靠为人臣者、为人子者单方面恪守臣道，子道，象晏子、孔夫子寄希望于上层统治者的良心发现，那只能是缘木求鱼。所以儒家“修身齐事治国平天下”理念在二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其命运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歪曲利用、被阉割改造。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缺憾，使得从2500年前直到今天，所有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包括孔子儒学在内的人文学术、宗教思想都无一例外地遭受歪曲与阉割、恶意使用的命运。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
   
今日中国，无论是继承传统文化精神，还是援引先进国家的先进思想，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远远没有展开，如同封建时期统治阶级造成的刻意鼓吹似是而非的高标道德理论的政治环境一样，标语口号的使用率远甚于先进物理学、哲学、社会学的基本常识，一方面是高层高涨热情地宣传，一方面是基层漫不经心走一步算一步的敷衍公事及民间漫不经心无可无不可的冷漠观望。对于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大家都已经看透了。中国消除封建糟粕的进程尚路漫漫其修远。各种封建意识、各种丑陋势力顽固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此提倡以德治国的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地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建设，强调以法治国，德教与法制并重相辅，才能够创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本节令我们回味“为政以德”一句，我们个人为人处世，无论处于上级领导地位、担任基层干部、为人父、为人子，都要立足自己的本位，承担自己的角色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确处理好“君臣”、“父子”这两个伦理关系。

最后补充一下相关历史人物资料：
一、鲁定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宋，定是谥号。公元前509～前495年在位。在他担任国君期间，任用了孔子，使鲁国的内政外交都获得空前成功，孔子为他策划削弱三桓贵族势力的“堕三都”计划失败，也没有牵连到他。此公算是一个太平君主，平平安安地过了一生。

二、齐景公：叫姜杵臼，音ｃｈǔ ｊｉù，齐国国君，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在位。
齐景公很贪财，对百姓横征暴敛，在孔夫子之前，也有一个人直谏过齐景公，就是非常受景公器重的晏婴。
   有一天，齐景公和大臣在一块看星星、看月亮，突然，有一颗慧星在齐国上空坠落，按照当时的迷信，就有一个齐国的大臣要死了。于是大臣们都哭鼻子了，惟独晏婴哈哈大笑，齐景公很不解，晏婴于是更动危言耸听地说：“你筑起高高的宫室，对老百姓的赋敛一加再加，惟恐他们还有几颗余粮剩米，对老百姓的刑法苛严，惟恐人家不起来造反，慧星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吓得齐景公忙向晏婴问有什么可以禳解的法子，晏婴于是说：“即使神可以因为你的祝而来，又可以因为你的禳而除去，老百姓的苦怒却以数万来计算，而你只用一个人去禳除，怎么能有效呢？”

齐景公并非唐太宗式的明君，他喜欢整天游玩，但有知才善任的长处，就是，任用晏子为相国，也基本能听从晏子的讽谏。
他继任国王后，仰仗晏婴的智慧战胜了危害齐王国的权臣崔杼、庆封，牢牢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晏婴又辅佐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广纳贤才，开疆拓土，并进而称霸诸侯，号令东南，齐王国的国力蒸蒸日上。景公因此格外器重晏婴，任命他为齐王国宰相，把治理国家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还计划把美丽的公主嫁给他。晏婴身材倭小，其貌不扬，景公竟然决定让他作乘龙快婿，由此可见对晏婴的信用之深。
齐景公内有晏婴整顿吏治，济困安民；外有田穰苴捍卫疆土，威服诸侯，齐王国自此国富兵强，和晋、楚并称为国际上的三大超级强国。景公也因此格外倚重二人。
     除了晏婴、田穰苴外，靠谄媚奉迎起家的宠臣梁邱据也深得姜杵臼的喜爱。此人善于迎合人性的低级嗜好，再英明的君王也离不开这类人物，因为人性都是有弱点的。
    某天景公饮酒作乐直到深夜还没尽兴，决定把美酒佳肴移到晏婴家中与之同乐共醉。结果晏婴坚决不让景公进门，他对景公说：“若是治理国事，威服诸侯，卑职可为大王出谋划策；若是吃喝娱乐等事，大王身边有的是人，不是卑职职份内的事，请大王回去。”景公就转移田穰苴家去。谁想到田穰苴也在大门口挡驾说：“若是外御强敌，内平叛乱，是卑职职责所在；至于游乐，就不是小臣份内事，大王左右多的是此类人。恕不奉陪，请大王回宫。”
    景公又转移到梁邱据家。这次受到梁邱据的尽情款待，大家喝了个醋畅淋漓。第二天齐景公起得很迟，日上三竿才上朝听汇报，此时大臣已在朝门外站立了许久。受到晏婴、田穰苴的当众批评。不过景公照旧让两人当宰相和总司令。后来梁邱据提醒国王治二人怠慢之罪。景公说“若没有晏婴、田穰苴，我的国家就要出乱子；若没有你梁邱据，谁人能使我快乐逍遥？没有你我只是少点快乐；没有他俩我就会家破人亡。孰轻孰重我还分得清，这不是你这等人能够明白的。”

晏子死时齐景公还游玩，听说晏子的死讯，就催促赶快驾车回去。景公认为马跑得太慢，就下车自己跑，但还是没有车子跑得快，就又上了车，先后四次下车急跑。最后边走边哭进了晏子家，伏在晏子的尸体上放声大哭说：“先生不分白天黑夜地规劝我，细小的过失也不放过，我还是纵欲放荡而不知收敛。灾祸没落在我的头上，却落在先生的身上，齐国危险了，百姓将向谁去诉说啊！”晏子的去世，受损失的当然不只是齐景公，甚至不只是齐国，是中国历史上一颗散发正义、充满智慧的星星陨落了。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段君臣之情，十分使人感动。

　　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靶的中心，文武百官都高声喝彩。大臣弦章对景公说：“这件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
景公认为弦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弦章许多珍贵的东西。弦章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点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他说什么也不接受这些珍贵的赏赐。
    齐景公还曾问孔夫子：“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针对他的贪婪和奢侈无度说：“政在节财，节省开支，自然就能管理好国家。”齐景公也十分敬重孔子，但国内贵族势力的强大使景公无法任用尊奉君臣之礼的孔子。
齐景公后期“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人民劳动所得公室征去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分之一供老小食用。国库的粮食腐烂生虫而老百姓受灾冻饿而死。所谓“为德不恒”因而不能使早期良好的政治善始善终。


有关粟的知识：禾本科(Gramineae)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 又名谷子、小米、狗尾粟。古农书称粟为粱,糯性粟为秫。甲骨文“禾”即指粟。粟谷约占世界小米类作物产量的24％，其中90％栽培在中国，华北为主要产区。1986年中国播种面积为297.99万公顷，产量为454.0万吨,主要作为粮食作物，兼作饲草。其他生产粟的国家有印度、苏联、日本等。
中国种粟历史悠久。出土粟粒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西安半坡村、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等距今已有六七千年。7000年前的瑞士湖畔居民遗迹中亦发现有粟，但在古代世界文献中粟的记载不多。有学者认为粟是由中国经阿拉伯、小亚细亚、奥地利而西传到欧洲的。甚至将中国列为粟的起源中心。中国拥有丰富的粟的品种资源。粟的野生种狗尾草(S.viridis)在中国遍地皆是,它和粟形态相似，染色体数都是2n=18，容易相互杂交。
粟具有医药方面的作用，可以当作药膳来服用。其性味甘、微寒、无毒。归入胃经。具有健胃除湿、和胃安眠、滋养肾气、清虚热、补虚损的功效。主治胃虚失眠、妇女黄白带、胃热、反胃作呕、糖尿病、产后口渴等症。
验方参考：
   1、小米15克，制半夏6克，小煎服，治胃弱或消化不良引起之失眠。
    2、小米、黄芪各30克，水煎服，治妇女妊娠黄白带。
    3、小米粥：小米15克，大米50-100克，同煮粥，空腹食用，可治脾胃虚弱、身体消瘦。
    4、羊骨粟米粥：羊骨适量(捣碎)，陈皮5克，良姜10克，草果10克，生姜50克，用水煎浓汁，去羊骨、药渣，加入小米适量煮粥食用。可治虚劳，腰膝无力等症。

3•20 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解释：先师说：“《关睢》这篇诗，快乐而不过分放纵，哀愁而不沉溺于过分的忧伤。”
讨论：“《关睢》”的“睢”，读音为ｊū。是《诗经》的第一篇。描写一位年青男子追求心中恋慕的女孩，思念时辗转反侧，寤寐思之的忧思，并幻想着与心爱的女孩钟鼓相乐、琴瑟相谐的欢悦。
一位显然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以他的德性与知识才艺，当然可以称为君子了。他想念着心中思慕的女孩。吟唱着《关睢》的诗歌，幻想着恋爱中两情相悦的快乐而不失于放纵，体味着爱而不可得的忧愁而不至于过度的哀伤。

不过本章是八佾篇，从通篇的结构看，很明显谈论的是礼乐之道。所谓礼乐之道，狭隘言之，礼教就是文化教育及其赋予一个国家大多数公民的内在精神思想修养和表现于外在的语言、行为、装束等。而并且如过去所宣传的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化百姓、钳制民众精神的如“女子缠脚”、“包办婚姻”、“寡妇守节不再蘸”之类的封建“吃人礼教”；乐教则运用音乐陶冶与开拓一个人心灵境界。国家文教思想及方法方式通常对国民的精神产生巨大影响。这恰是今天我们的国民教育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本章从礼乐之道突然拐到《关睢》这首情诗上，而这首诗歌恰是《诗经》的第一篇章，请问此中有何深意？
原来人类中除了立志出世超脱的绝少数外，大部分成员普遍的追求，不外乎三样：基本生存、功业成就、男女情爱。孔子曾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与孔子同时代的告子也说：“食色性也。”尤其异性相引相慕，是自然的规律使然。不过人间社会的复杂性每每赋予原始的两性情爱更多的附带因素，因此也导致男女情爱的复杂性。因此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男女情感是古今中外大多数人都会遭遇而绝少能够超脱的问题。试观千古以来无数的风云人物也无一例外。从商纣与妲已、周幽王与褒姒、曹操、唐朝开国大将李靖与他的妻子红拂女、唐中宗李治与武则天、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军团领导人之一李信与红娘子、明朝吴三桂、清摄政王多尔衮，乃至国父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蒋介石与宋美龄、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高君宇与石评梅、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等。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不当，通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商纣与周幽王的失国、曹操放纵情欲而惨遭败绩、李治皇权旁落、吴三桂的叛国、江青利用与毛泽东的关系组织四人帮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等等。
历史风云人物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百姓，感情与婚姻在今天的社会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困扰着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本节所述《关睢》 中的这位君子，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能够以高度的智慧，驾驭自我的感情，纵难免为爱情所困扰而浮想翩翩，但没有坠入不可自拔的幻想。纵然感受求之不得的情苦，但绝不因此过分沉溺于一已的情感中患得患失，忘记自己为人立世的职责本分，也没有因为男女情恋而殆己误人；更不会因此失去精神心理的平和。
对待男女之情是这样，对待功名富贵也应是这样。这里孔子特以《关睢》中原始自然的男女爱情，也指代世间一切如地位、权势、金钱、美酒、荣誉等任何一切可欲的事物，揭示对于世俗一切都应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思想，展现“不为物喜、不以已悲”的精神修养。同时也是孔子在此地借着对于《关睢》的评价，表达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即思想中不要有偏斜的成分----的观念。

最后，我们有必要谈一谈《关睢》以及《礼记/乐记》中有关音乐的理念：
《关睢》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一篇，是一首高雅的单相思情歌。
原文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歌大意为：
关关鸣叫的水鸟，栖居在河中沙洲。善良美丽的女孩，是男儿的好配偶。
长短不齐的荇菜，在水中左右漂摇。善良美丽的女孩，醒来时与夜梦时都想念她。
思念追求不可得， 醒来时与夜梦时都深深思念。悠悠思念情意深切，夜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长短不齐的荇菜，女孩左右去摘采。善良美丽的女孩，弹琴鼓瑟亲近她。
长短不齐的荇菜，女孩左右去摘取。善良美丽的姑娘，敲钟击鼓取悦她。 ”

诗歌和音乐是人们内心思想和情感的体现。这种表现最高标准即是和谐、优雅的美感。可以感动天动惊鬼神。因此和谐的诗歌和音乐可以培育、陶冶人的情操，养成高雅的君子性情。
　　当时孔子编辑《诗经》的目的，就是将文学诗歌和音乐作为培养学生理想人格的最重要的教育手段，而不在于自我发泄或娱乐消遣。而流行音乐、交谊舞绝不能培养优雅、深沉、纯净、高远的胸怀与情感的。

诗歌艺术对于社会政治，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的艺术工作者以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激励国人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奋斗努力的巨大作用。
《礼记/乐记》上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指引，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道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只有德，德者，得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音乐与一切事物的伦理相通。所以，只懂得声音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懂得音乐而不懂得乐理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具备真正的音乐修养。因此，从分辨而理解音乐，从分辨音乐而理解乐理，从分辨乐理而懂得政治的道理，这就具备了社会政治的方法。所以不能领会声乐的人，不可与他讨论音乐。不能领会音乐的人，不可与他讨论乐理。明白了乐理就接近于“礼”了。礼仪和音乐的修养都具备，就叫做有德。德的意思就是得到。……所以音乐的隆盛，并不是好听到极点的音乐。所以，先代圣贤制礼作乐，目的不是为了尽量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用礼乐来教导民众，使好恶的情志得到节制，从而回归到人生的正途上来。”

　　因此《礼记/乐礼记》中还说，文化礼仪的教育是用来诱导人心的。音乐修养是用来调和人的情感的，政令是用来协调人们的行为的，刑罚是容来防止邪恶行为的。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它们的最终目的相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治理国安定天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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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解释：鲁哀公问宰我关于社稷的问题，宰我回答：“社稷坛上的社稷树，夏朝用松树，商朝用柏树，周朝用栗子树。有人说：周代用栗子树不太好，满树的栗子看起来让人有战栗欲坠的感觉。”先师听到后说：“已经形成的事实不必多议论，即成事实不可挽回，过去的事不必过于追究。”

讨论：“社” 古代指土地神，以及祭祀土神的庙、祭祀土地神的日子以及祭祀典礼，如春社、秋社、社日。“战栗”是恐惧、发抖之意。
稷的读音为jì，稷在古代是指一种粮食作物，黍属的谷子。古代以稷为百谷之长，因此帝王奉祀为谷神。

“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农神，古代社会政府以及民间都在春秋两季举行盛大的祭祀社稷的典礼，直到上世纪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鲁迅先生还写了一篇《社戏》的小说。这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社稷一词也指代“国家”、“政权”。

传说周王室的始祖是后稷，之所以名为后稷，就是因为他对于中国早期农业发展的贡献。后稷为黄帝的第四世孙，帝喾之子，他的母亲邵氏，名叫姜原，是帝喾的妃子。在《诗经/大雅/生民》一篇中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周人先祖的诞生，当时源出于一个名叫姜嫄的美女。她生下周人先祖的情形是怎样的？他们到郊外祭祀天帝，请求不要让他们绝了后裔。姜嫄踩了天帝的脚印而受孕，于是就在屋子里住下休息。怀孕的日子心灵肃敬，生下来后精心地哺育，这孩子长大了就是后稷。”
《史記•周本紀》也记载：“姜原出野，見巨人迹”。传说姜原在野外看见一巨人足迹，她好奇地踩踏了一下那巨大而神奇的足迹，突然间就感受了身孕，然后就生下后稷，姜原认为这孩子来得太怪异，可能是不祥之人，就将后稷弃于野外的小路上，奇怪的是牛马在小路上经过时，均会避开而行，不会践踏在后稷身上。姜原又将他弃于冰雪地上，无数鸟类不约而同的飞集于他身上用羽毛将其覆盖，为他取暖。这些奇迹又使姜原认为他是神的化身，将后稷抱回家中小心抚养。因为他曾遭受母亲的抛弃，所以后稷的别名就叫“弃”。后稷自幼聪明过人，长大后喜欢钻研农业种植技术而精通农事，并热衷于教授他人农业种植技术，为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闻名于中原大地。帝尧得知后，封后稷为“农师”，深受后人敬仰。根据这个传说，有些神秘学家认为，地球人是天外来客的后裔，看来不能说没有依据。

中国人从神道设教的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吃饭问题。到今天许多国人一见面就问：“吃了么？”举凡婚丧、荐行、升学升职、商讨事宜，许多时候都要经过共进一餐饭的环节。说来今天中国的食文化，多多少少残留着数千年来历代中国人备受饥荒恐惧的记忆。
中国是农业国，而五谷杂五疏五果都产生在土地上。中国人很早就认为有土地神主管一方地土的收成。因此就有了土地神的崇拜。历朝历代许多地方都建立庙社来祭祀当地的土地神。国家中央政府也建立社稷坛来祭祀地神与农神。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使灾荒减少、农业丰收。
商周二代在社的建筑形式方面略有不同，商人之社牖北向，周人之社牖南向。这是中国帝王面南背北的由来，自然也是有其科学的依据的。
有神则有庙，有庙则有树。中国古时的社稷庙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社稷神是国家经济主体的象征。社稷坛上的社稷树和神庙、祭坛一样，也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图腾。例如日本至今以樱花为国花，樱花浪漫，但花期极短，因此日本大和民族的立国精神总有些崇尚悲壮慷慨的倾向。美国的国徽是鹰，雄视鸱张，俯瞰整个世界。而中国从古至今，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神龙见首不见尾，天上飞、地上走、海中游，元气凝聚于一体则形质现于世间，精神弥散于十方则躯骸幻化入虚空。隐显变幻，神奇莫测，彰显中华民族不拘一格、纵横浩荡的大智慧与大气魄，展现中华民族雄健自强的精神。我们相信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今天是科学与人文张扬的时代，舍弃了人类蒙昧时期的图腾，而用国旗、国歌、国徽来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来体现国家的立国精神。中国的第一面国旗、第一首国歌都出现在晚清时代，民国时代才又有了国徽。

当鲁哀公问及宰我有关“社”的问题时，富有知识与口才、思想极活跃的宰我立刻就评论了周代用栗树来作为社稷树的不妥当之处。当然他没有直接用第一人称来批评，只是回溯夏商三代所选择的社稷树后，借用别人的名义道：“有人说，栗树那挂满枝头的栗实看来摇摇欲坠，令人战栗。”
夏朝时的社稷树选用松树，象征正直朴实的精神；商朝的社稷树选用柏树，象征耿介清白的精神；周朝的社稷树选用栗树，象征周朝的文化丰硕有容，如同满树累累果实。不过，看上去满树板栗在枝头随风战战栗栗、摇摇欲坠的样子，感觉上不太好，令人想象到今天东周王室衰弱、天下分崩离析、礼乐败坏的现状令人忧心。
孔子听说这回事后，也点评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历史的错误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实了，就不必多加议论。木已成舟的现状无法挽回的即成事实，更没有必要多加非议。对历史性的错误，不必时时重提，刻意追究。还是要实实在在地面对现实，经营未来吧。
宰我非常聪明，极富独立思想，有杰出的语言应对能力。孔子针对他的特点，因材施教，为他提出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三不”原则。反省过去，借鉴历史经验都要有个限度，过去的事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必刻意多说，而要切实把握现在，面向未来，用实力开拓出人生的辉煌，因为在这个世界，空言无益于成功。这也是我们文史爱好者在讨论史传时，必须注意的一点，不可光停留在发牢骚、批判上，而要客观地、实在地考虑如何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来面对当下的现实。
不但是对于历史，对于他人、社会也是一样。与其用批评言论来显示所谓的正确，不如用实际的行动来改正。与其批评他人的错误，不如给予良性的建议。过分的批评、无谓的议论，除了显示“愤青”的不成熟表现外，徒然制造矛盾之外，什么积极意义都没有。


关于宰我的背景资料：
宰我(前422年一?)姓宰名予，字子我，因此称宰我，鲁国人。宰予口齿伶俐，能说善辩，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孔子常派遣他出使齐、楚等国。宰予极富思想独立性，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讨论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缩短丧期，但孔子不同意。他对孔子的为人有深刻的了解，他出使楚国，楚昭王要把一辆华丽的车子送给孔子，他以礼拒收，受到孔子的称赞。孔子也很爱护他，他的身体较弱，曾在白天上课时不经意地睡着了。因此孔子为他感到惋惜，认为一个没有强韧身心的人不可能有太高的成就，就好比腐朽的木头不能加工雕刻，粪土的墙壁无法粉刷修饰。健康不佳使宰我的口才与其行为能力不能相称，因此孔子曾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但宰我在孔子的弟子中还是个有建树的人，他曾研究过王帝德及帝系，其文今存《大戴礼•王帝德•帝系》，此文使孔子的观点得以传播。宰我曾任齐国临淄(zi，音兹)大夫，《史记》记载“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因参与陈恒弑君事件而被杀。但也有史家认为宰我是帮助齐国君主对抗田氏贵族而失败被杀。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追封为“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临淄公”后又改封“齐公”。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14•9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4•17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从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解释：
3•22先师说：“管仲的器量小呀!”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先师说：“他有三处豪华住宅，家臣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人事机构庞大极不俭约，怎么谈得上节俭呢？”又问：“那么管仲知礼仪吗？”先师回答说：“国君王宫门口设立照壁，管仲府邸门口也设立照壁。国君同别国国君举行会见时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坫台，管仲府邸中也设置坫台。如果说管仲知礼仪，还有谁不知礼仪呢？”
14•9有人问及子产，孔子说：“是个能给人民恩惠的人。”问及子西，说：“他呀！他呀！”问及管仲，说：“是个人物，他取消伯氏三百户的封地，使伯氏一辈子淡饭粗菜，直到老死也无怨言。”
14•16 子路说：“齐桓公杀公子纠时，召忽殉死，管仲却不去死。管仲不算仁人吧？”孔子说：“齐桓公召开九次诸侯联合国际会议，不使用武力就解决了国际间的纷争，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14•17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公子纠时，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做齐桓公的宰相，尊王攘夷，召开九次诸侯联合会议，统一当时的国际思想，人民现在还都蒙受他的恩惠。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中原还要受周边野蛮民族的侵掠而变成落后地区，和未开化的少数民族一样头发披散，衣襟向左掩。岂能拘泥于匹夫匹妇一时的小节小信，自寻死路葬身于沟渎之中而不为世人所知呢。”

讨论：
“三归”是三处豪华住宅。“摄”有节制、控制、俭约、兼任等几种意义。
“树塞门”：“树”是树立。“塞门”是在大门口筑的一道短墙，以别内外，相当于屏风、照壁等。“反坫”坫读音为ｄｉàｎ。古代君主招待别国国君时，放置献过酒的空杯子的土台。 这两样设置在当时是国君的专利。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法家先驱。齐桓公的宰相，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他在公元前645年死后不久。齐国的霸业成就也随之终结。

但在3•22节中，孔子认为以当时齐国的国力，以管仲的智慧与能力，只满足于一世霸业的成就，而不能创建王道的事业，他的器量实在是太小了。孔子还批评管仲私生活奢侈，拥有三处豪华住宅，组织政府及聘用家臣都是一人一职一事，太过浪费。基于礼仪的思想，孔子又进一步批评管仲家中有国君宫廷中才能有的陈设，僭越了礼节的规定。
我们崇敬孔子这位伟大的至圣先师，他的坚定的道德信念，他的才艺知识与工作能力，都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但我爱吾师，更爱真理。批评管仲生活奢侈，这是说得过去的。但批评管仲任用官员不兼职，就是不晓得在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有相当副作用。只有权力核心人物才可以统揽诸事。臣属只要在本份内尽好职能就行了。比如，汉唐两代数百年间屡见不鲜的政变乃至于割据，清代三潘之乱，就是因为地方首席执政官乃至于边防将领总摄当地行政、经济、军事集于一身的缘故。没有制约的权力通常造成悲剧性后果。
另外，就如鲁国享有周天子赋予的礼仪特权一样，管仲为齐国富强所作的贡献，仅在物质上享受前卫些，在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另外，齐桓公本身就好色成性，如果管仲要在道德上作出一付圣贤的样子，恐怕很难不惹起主公的疑心，认为这个臣子是否想以道貌岸然的伪装争取人心攫夺大权，这也是孔子之所以在退出鲁国政坛后一生再难得受到任用的道理。而管仲一开始就公然向齐桓公要财要权要地位，还振振有词诰没有财富、权力和名位，就无法令国人心服，无法行使行政的威权。说得很现实也很有道理。反而让齐桓公感觉到管仲虽有才干，但也是一个宜实在在的普通人，在名利地位都满足后，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取而代之、称孤道寡的野心了。
今天我国中央政府的国家领导在重大典礼中可能只使用国产红旗轿车。而地方官员及民间先富起来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却可以享用宝马、奔驰等名牌进口车，甚至浙江商人还有购买私人飞机的事。这在孔子的时代，简直僭越礼仪到了高度离谱的程度。
因此孔子的三个批评中，我们以现代的眼光认为，头一个还说得过去，后二个未免求人太苛，而且不通世俗情理，须知世俗政治之道，比圣贤之道有极大差别，传统道德文化理念，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差距。孔子足以成为一代垂范万世的人文圣雄，但他不是也无意成为世俗政客与英雄人物。
我们中国在数千年前，各氏族部落之间，就展开激烈的生存角逐，战败被俘者通常沦为奴隶，比如黄帝率百姓氏族军团几经艰苦鏖战终于击败蚩尤的九黎部落联盟军团，百余姓氏部族是征服者，是统治者，被击败的九黎部落仅剩少数的残余部众溃逃到今天四川省与贵州省的万山一代，是黎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而在战场上、在住地中逃亡不及而被俘虏的九黎部落成员，就沦为奴隶，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在当时统治阶层才能称为“人”，而“民”同“氓”则是被统治者的名称，所以在早期，百姓与黎民、人与民是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商取代夏，周取代商，也是一样，被征服的族裔与属民通常是大多沦为奴隶的被统治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是低人一等的。
因此中国早期的衣冠礼仪，什么阶层什么等级什么身分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物出行时乘坐什么样的车、使用什么规格的仪仗等，相互见面时，低层级者要向高层级者行礼，连生活用品、家居陈设都要规格考究到位。战胜者以此强化统治意识和被统治意识，所谓贵贱有定，尊卑有序。此即早期中国民族竞争中武力征服、行政管制、思想精神控制的三部曲。以此彻底消灭被征服者起而反抗的思想与意志。
如果从积极意义上说，礼仪上享受高等级规格的人物自然是要发挥其良知良能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低层级的小人物自然要向这样的品格表示尊重。例如孔子就坚持为国君在堂下行叩拜礼的传统礼规。
然而礼仪与道德，都要以实力来作基础，世袭高位而缺乏把握与行使权力的智慧与能力，并且德性、才能都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君主，也只有孔子这样人情味十足的仁厚长者与道德主义者才会给予传统观念中的极度尊重。而低层级中富有才华的人，就算不想取而代之，也不认为应该自居其下。尤其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国际斗争的激烈化，贵族世家子弟的无能，与出身底层优秀人才的杰出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春秋末期的改革家们，都主张废除权利世袭制度，以军功授爵赐封。于是没有能力的旧贵族不断失去其世袭特权利益，而奴隶、平民却以军功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新贵族，到战国时代，百姓阶层不断大量坠落，黎民ᘶ幂不断大量晋升，终于使百姓黎民ခ䚺与民形成平等的概念，于是黎民与百姓、人与民都是指代普通民众了。
孔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社会的变革，旧的思想体系日渐崩溃，而孔子没有在政府中培植自己的实力，却热情扶助欠缺能力而大权旁落的君主，对抗富有才华的豪强贵族。当然是以卵击石，失败是难免的。
他希望以传统道德文化礼仪来进行局部政治改良以调和尖锐的社会斗争的理想，终生无成。因此可知在世俗世界数千年来，道德始终在大多时候不过是政治的幌子，而实际上两者时常不能兼容。这就是人类历史从古至今的悲哀所在。

不过，孔子的思想毕竟不是僵化的，甚至比起现代中国自民国革命以来近百年间的某些时期还要开明。
14•9节中，孔子称赞管仲的政治工作，能够服人之心，管仲依法剥夺了伯氏贵族的特权利益，让他成为一个普通百姓，终生吃白饭就青菜萝卜却毫不怨尤，不管是不敢怨尤还是心悦诚服地不表怨尤，都只是说明管仲处置得当，于情于理于法都令当事者及时人无话可说。权力斗争中遭遇彻底失败却能够保全身家宗族，伯氏也没有理由不感念管仲的手下留情。包括最爱臧否人物的孔子在内，都不能就此事稍置微辞，却赞叹管仲是个人物。这充分显示管仲优秀的政治才华。

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爆发。齐襄公叔伯兄弟公孙无知因齐襄公即位后废除他所享有的特权而勾结大夫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国君。公孙无知在位仅一年有余，齐国贵族又杀死公孙无知，齐国陷入无君的混乱局面。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夺取国君宝座。
齐国贵族商议拥立新君的各派势力中，和公子小白自幼相好的正卿高溪势力最大，他勾结大夫国氏，暗中派人急赴莒国请小白回国继位。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仔细分析国内形势，向莒国借兵车日夜兼程回国。稍后鲁庄公也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发现公子小白先行出发的管仲自请亲率30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截击公子小白。双方相遇在离齐国即墨城30余里处，管仲伪装向公子小白问候，突然射出快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小白已死，当即返回。其实管仲的箭仅射中小白的铜制衣带钩，小白唯恐当时有神箭手之称的管仲再度攻击，就急中生智装死倒下。并飞速进入齐国顺利接手政权，公子小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齐桓公准备请鲍叔牙出任齐相。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臣天资平庸，现在国君施惠于我，使我如此享受厚惠，是国君的恩赐。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能力不足，还得聘请管仲。”齐桓公惊讶反问道：“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鲍叔牙回答道：“管仲是天下奇才。他英明盖世，才能超众。”齐桓公又问鲍叔牙：“管仲与你比较又如何?”鲍叔牙沉静地指出：“管仲有五点比他强。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鲍叔牙进一步谏请齐桓公释掉旧怨，化仇为友，并指出当时管仲射国君，是因为公子纠命令他干的，现在如果赦免其罪而委以重任，他一定会象忠于公子纠一样为齐国效忠。
管仲与公子纠认为君位的竞争对手已除去，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发现小白已经就位，鲁国军队立即进攻，但被击败，齐军乘胜尾追公子纠和管仲攻至鲁国边境。齐桓公致书鲁庄公，示意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大夫施伯极富先见地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任用他。齐国得到管仲必会富强称霸，是鲁国大患。因此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但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已惊吓过度。只得依齐桓公的要求，杀死公子纠，擒拿管仲和召忽送给齐桓公以退齐兵。召忽自杀之前对管仲说：“我死了，公子纠可说是有以死事之的忠臣了；你活着建功立业，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是有活着的忠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死生在我二人是各尽其份了，你好自为之吧。”说完就自杀了。
管仲抱着“定国家，霸诸侯”的远大理想，被装入囚车回齐国。他生怕鲁庄公变卦，就即兴编制悠扬激昂的黄鹄曲，教他们边走边唱，越唱越走得起劲，仅一天半就走完两天的路程，鲁庄公果然后悔派兵追杀管仲时，管仲已经平安抵达齐国。鲍叔牙正在齐国边境堂阜迎接他。劝他辅助齐桓公。管仲对鲍叔牙说：“我与召忽共同侍奉公子纠，既没有辅佐他登上君位，又没有为他死节尽忠，实在惭愧。现在又去侍奉仇人，那该让天下人多么耻笑呀!”鲍叔牙诚恳地对管仲说：“你是个明白人，何以说出糊涂话。做大事的人，常常不拘小节；立大功的人，往往不需他人谅解。你有治国奇才，桓公志向远大，如你能辅佐他，一定会功高天下，德布四海。”就这样，管仲成为齐相，并根据当时形势，在齐国推行行政、军事、经济、政略全方位的大改革。齐国很快民足国富、社会繁荣安定，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尊王攘夷即尊重周王室，承认周天子天下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这个政略是深合孔子主张维护的君臣之礼的。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为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鹭，以表彰其抵御外敌、解放被野蛮少数部落攻灭的诸候国、维护中原和平秩序的功绩。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蔡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周襄王认为齐桓公年老德邵，不必下拜受赐。管仲劝桓公说：“天子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多诸侯皆叹服齐君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蔡丘之盟”。这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近半个世纪内，齐国的力量威摄周边的少数民族武装，也使中原本部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当时天下数以千万计人民的身家性命受到保护。齐桓公成为当代及后世公认的霸主。
14•16节与14•17节追溯这段著名史事。孔子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客观上有措置天下于和平安定的功绩，是政治仁德的展现。认为一个象管仲一样有才华有志向的人，不必象普通百姓一样，为了一时的小节就奋身赴死，葬身于郊野沟渠之中，使自己的才华埋没而不名于世。如果管仲的器识真小到这种程度，那么就不会有齐国的霸业，周边少数民族野蛮武装不断攻掠中华国土，中原诸候之间也互相角斗，中原地区就会因战争不断而遭致民生凋蔽、文明摧毁的灾难，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象落后的少数民族部落一样，披散头发，左掩衣襟，衣冠礼仪的繁盛文明毁灭殆尽。因此管仲虽然不死节于旧主，但有大功德于天下民生。他保全生命所造就的伟大业绩与他不殉故主的所谓小节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孔子赞同他的作为，而不计较他的小节。
管仲虽然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谦虚谨慎。公元前647年即周襄王郑五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急。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叛乱。管仲出色地达成使命，周王非常赞赏。为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一再拒绝，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他的谦退自抑而不居功，也是深合君臣之道的。因此孔子对这位前辈的褒奖多于批评。

做为资深的政治家、具有高度智慧的社会管理者，管仲极有知人之明。
公元前645年即周襄王七年，齐桓公去探望重病的管仲，问及相权的继承者。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先后提出鲍叔牙、易牙、开方、竖刁四个人人选，管仲一一分析说：“鲍叔牙是个正人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一恶，终身不忘，没有开明有容的政治胸怀，不可以承担大政”至于另外三位，管仲说：“易牙不惜烹杀亲生儿子讨好国君，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下狠手的人，对他人会不下去狠手么？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感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封地是他人梦寐以求，开方放弃千乘封地而俯就国君，心中所求必定过于千乘之封；竖刁宁愿自阉来侍奉君主，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性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诚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齐桓公又问：“你既认为这三人有害于国，何不把他们除去？”管仲回答说：“做国君的也是需要适当的私生活享受，而这三人可以满足您的需求，我活着时可以预防他们的危害，一旦我死去，我担忧他们的恶性会象洪水猛兽般爆发无可遏制。”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大笑道：“管仲真的是最了解我的呀!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我若执政，哪里还有你们这些小人容身之处？”
齐桓公一生的成功都缘于管仲的优良指导，但唯独对管仲病榻前的忠言不以为然，二年后，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见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入内。两名宫女乘其不备，越墙探望齐桓公；饥饿的桓公索取食物，宫女告知易牙、竖习作乱，堵塞宫门，无法供应饮食，桓公懊悔地说：“如死者有知，我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以袖遮面活活饿死。桓公死后，宫中大乱，几个公子争夺王位各结党羽互相残杀，齐桓公的尸体六七十天无人收殓，尸体腐烂生蛆爬出墙外，惨不忍睹。第二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兵送太子昭回国，齐人又杀了作乱的公子无亏，立太子昭为君，即齐孝公。经过这场内乱，齐国的霸业开始衰落。中原霸业逐渐移到了晋国。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为后世编撰了《管子》一书。直到今天，社会管理系的学生们都要阅读这部巨著。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基础，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他主张尊重民意， “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管仲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对于当时作出巨大贡献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即使在2600年后的今天，也很难再出现这样的人物。所以孔子称赞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难民奴隶了。”孔子以斯语充分褒奖管仲一生对于抵御外患、安定社会、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保存与发展中华民族文明的巨大贡献。确实是个有资格名垂千秋的伟大英雄人物。
管仲的成功，与他的知己好友鲍叔牙的无私推荐有直接关系。因此，后世赞叹真诚的友谊为“管鲍之交”。与同时代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稍后的羊角哀与左伯桃一样，是人类中最纯洁的友道情谊。

3•23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3•25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谓尽善也。”
7.14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7.32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15.42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解释：
3•23先师与鲁国乐官讨论音乐演奏，说：“音乐演奏的原理大概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演奏时各种乐器协调合奏，声律轻缓严谨；然后继续展开乐章，韵律纯美和谐悠扬悦耳，明澈流畅，音节分明，连绵不绝，最后完成乐章。”
3•25先师评论《韶》乐说：“声音美极了，内容也好极了。”评论《武》乐说：“声音美极了，内容却不够好。”
7.14先师在齐国听到《韶》乐，很长时间里沉浸在音乐的美感之中，吃饭都尝不出肉的味道来，他说：“想不到音乐的优美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7.32先师与他人合唱，若同伴唱得好，一定请他重新唱，然后孔子和着他一起唱。
15.42宫廷乐师冕来拜访孔子。走到台阶前时，孔子提醒说：“有台阶。”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说：“到席子边了。”就位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那里。某物在这里，某物在那里”师冕出去之后，孔子弟子子张问道：“这是与乐师交流的礼仪吗？”孔子说：“是的，这本来就是帮助盲人乐师的方法。”

讨论：
“语”：音ｙù，告诉之意，动词用法。“大师”： 乐官的职务名称。负责创作配合政教的正统音乐，继承传统古典音乐、经典音乐作品，同时也关注、引导时下的流行音乐。大的读音为ｔàｉ。“翕”的读音为ｘī。意为和谐、汇聚、协调。“从”的读音为ｚòｎｇ，意为展开。“纯”意为美好、和谐。“皦”的读音为ｊｉǎｏ，音节分明之意。“绎”意为连续不断。

周初的中国音乐，就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交响乐与经典音乐的高度。这在欧洲是十七世纪才出现，十九世纪初才成熟的事。作为宫廷音乐，更是音乐中雅正的极品。比如专用于祭祀大典的“颂”乐与贵族阶层的高雅音乐“雅”，都是当时经典而正统的音乐。除上流音乐外，各地民歌“风”------即现代的时尚流行音乐亦洋洋大观。春秋时的乐师们，为中国音乐的开拓发展作出相当的贡献。接受过系统完善的教育性情至诚而志意高雅的孔子，不免成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而自然精通音律。
上述3•23、3•25、15.42三节描述孔子晚年归国，担任鲁国高级政治顾问的闲差，除提供政治意见外，就是从事教育与编撰五经等人文著作。也常与鲁国宫廷乐师们互相学习与交流音乐的修养心得。这种交流对于孔子编辑五经中的《乐经》有极大的帮助。但《乐经》原本失传，据说其中核心内容载于《礼记/乐记》篇中。《礼记/经解》中：“广博易良，《乐》教也；”认为音乐的作用在于开拓人的胸怀，使人怡情易性，养成敦厚淳良的性情，而使社会风气向淳朴厚道的方向发展。

7.14、7.32、15.42三节中反映孔子对于音乐的爱好。以及与音乐界人士的友好交往。而3•23、3•25两节则进一步反映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和音乐欣赏水平。孔子音乐内涵的修养是极高明的。他可以缕叙当时宫廷音乐的演奏程序。充分体现了他不但懂得欣赏音乐而且精通乐理的音乐造诣。这些也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必须反省的地方。

3•24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解释：仪地的官吏请求见孔子，他说：“凡是君子来到这里，我从没有见不到的。”孔子的随从学生引他去见了孔子。他出来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几位何必忧疾于一时的失意呢？天下失去政教文化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你们的老师作为警醒世人的铜铃。”
讨论：“仪”为地名，在今河南兰考县境内。“封人”系镇守边界的官员。“木铎”是铜质木舌的铜铃。古代政府发布政令时摇响它以召集民众。

我们披阅春秋时期的子书和史传，可知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515年之间、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84年之间，这两段时期内，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辗转周游于各诸候国。
如果一定如大多数注家般把“何患乎丧？”解释为：“何必担忧失去官职呢？”即可确定本节反映的是公元前498年孔子为辅助鲁定公恢复王权威信、执行压抑三桓势力的“堕三都”计划失败后，于次年即公元497年去鲁适卫，途中经过边境的一幕。
孔子一生只在公元前501年至公元前497年这三年多时间掌握鲁国政治实权。因触犯豪强贵特权而被迫退出政界，因为失败的痛苦，可能也为躲避三桓的追击而不得不出国。大多史家都认为仪邑边防官员此语是在安慰孔子学生们，不必过于为老师在政治上的失意而沮丧。

本节的历史背景，是在孔子周游国际的十数年内，是可以确定的。这位敬仰孔子的边防官员，也确实以崇敬、关怀的心情，抚慰陪同孔子周游列国的学生们，不必过于执着这十几年来政治上一时的不得志。若确定本节史事发生于公元前497年去鲁适卫之时，则如大多数注家“何必担忧失去官职”的解释，但在缺乏相关历史记录以相对应的情况下，我们不敢认同这大多数注家此解的精确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剧情，当十几架马车载着孔子和他那数十名常随学生，还有一批生活用品鱼贯而行至鲁卫两国边境，住入驿馆。这样的组团游历的规模很难不引起边防人员的注意。当得知组团的竞是名震国际的孔子时，边防官员就难以自抑好奇心理，在求见的请求被学生婉拒时，就借用职务之便说：“经过此地的大人君子们，我没有不见得到的。”一付公事公办的样子，令人无法抗拒，于是学生们只好引见。这位藉公务之名求见孔子的大人先生，一定破费了孔子相当一段时间，倾谈之下，他对孔子产生了崇敬之情。于是从驿馆房间中出来时，还情难自禁地抚慰孔子的学生们，激励他们坚定追随老师的信心，这番言语证明这位边防官员也是一位心忧天下的君子，因此可以与孔子达成精神的共鸣。他准确地预言孔子将成为警醒天下的铜铃。而孔子身死百年后，确实成为中华民族的大成至圣先师。他的精神与学术已经影响遍及东西方世界。

当时周室衰落，大国争雄称霸，小国朝不保夕，各国内外密谋迭出，杀戮不断。《春秋左氏传》记载了孔子生前十年间，国际战争凡三十余次，平均每年有三次战争。诸候视周天子如无物，在利益驱动下不断地联合或敌对，弱肉强食，霸道与武力是就是发言权。战乱不休，礼崩乐坏，纲常殆废，社会秩序混乱，百姓苦难，痛苦煎熬中的天下众庶普遍需要一种道德政治，但谁能够为这种道德政治提供理论平台与实践的规范呢？就如佛教的感应观念，此有感彼有应，一位悲天悯人、坚持理想、百折不挠的空前绝后的杰出圣雄-------孔子适时而生。带着他那“继衰周而素王”的历史使命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执着一生的道德信念，他垂范万世的文化业绩，就象仪封人所预言的：“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孔子虽然名闻天下，赢得各国朝野相当多人士的尊敬。包括齐景公、楚庄王、晏子、吴国太宰伯嚭，以及这位不知名的卫国仪邑边防官员。但同时也蒙受不少的讽刺、鄙夷、甚至威胁。在《论语》全书中，除弟子外，对孔子公开表示赞赏的官方人士只有两名，即本节的仪封人和第九章第六节的吴太宰。而唱反调的居然占了20多节。

古往今来这世上最为快乐的，永远都只能是一些饕餮愚顽、肆无忌惮的特权人物，还有普天下无知无识、醉生梦死的小民百姓。而真正具有诚挚纯洁的情感，怀有高尚的理想和道德信念，具备深远的智慧的思想家、宗教家们，大多终生孤独、穷困、潦倒，独自为人间承受世俗无知愚昧的误解乃至于诽谤、攻击。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耶酥等等莫不如是。他们不愿意象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改变立场，见风转舵妥协世俗，享受现实的荣华富贵。而后世的人们为他们的坚定、执着而感动。认同了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追思、崇拜、研究、学习。这些不世出的圣雄确实做到了二战时代日本名相伊藤博文所说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但对于后世人看来，这种滞后的补偿，多少有些五味杂陈的遗憾。
凡不愿意领受这委屈与遗憾的人类精英，则如老庄笑傲于风尘之外，超凡脱俗，孤标出世。与这位仪封人类似的典故，是尹喜睹紫气东来而在函谷关迎接老子，尽得其学，于是乎才有《老子》五千言的道学传世。而尹喜不久后即挂冠弃职隐逸于武当山，修道成真。因此我们中国本位文化中，除积极用世的儒学之外，还有知不可为而隐之的道家隐士超凡入圣的思想。

千载以下的我们吟咏《史记/孔子世家》篇末的《太史公曰》一段，就象当时的仪封人等一样，就象孟子与太史公一样，对于孔子生起无限的崇敬。这就是一代圣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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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谓尽善也。”
    本节已与3•23节合并讨论，兹从略。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解释：先师说：“居于领导地位的不宽厚待人，举行礼仪及为人、为政不严肃认真，参
加丧礼不悲哀，这样的世道，这样的人与事，我还能怎么看呢？”

讨论：专论“礼”的《礼记》本身就不狭隘于礼仪形式的描述，而包涵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块陆地上的华夏族及其他民族数千年以至当时所有自然科学、社会政治、人生处世等方方面面的经验积累。而作为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一切共同意识及形式化的“礼仪”，都从数千年的经验积累中提纯出来。并且其外在形式会随着时代变化而适时变化。
因此“为礼”不但是狭义的“举行礼仪”的意思，还包括小如日常生活与为人处世、大如包含政治、工商在内种种社会事业的广义内涵。“敬”也非表面的恭敬，而是严肃谨慎的精神。与此同理，“居上”者，固然是指处在社会上层地位者，也是指伦理关系中居于上级、父母、兄长地位者。不可狭隘地认为专指权力人物。
   “宽”也不仅是宽容大度的人格修养，也包括眼界、胸襟的开阔。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为人太精明苛刻，如同眼睛里不容一粒沙子，是标准的自绝于社会。尤其居于领导地位而不宽容，眼界与胸襟狭窄局囿，其后果可想而知。如三国时袁绍与曹操在用人方面、政略、军事战术方面的鲜明对比可以作为证明。袁绍有些表面上的小聪明，但本质上刻薄无知，器量狭窄，仰仗世家子弟出身而拥有强大势力，却昧于形势坐视实力微弱的曹操“迎奉天子以令天下”。官渡之战中，一意孤行，用人不明，战略战术一误再误，不断地损兵折将，终以绝对优势而一败涂地，父子五人身死国破。
同时代中以忠诚尽职出名的诸葛亮，也因用人的理想化标准，导致有渔米天府之称的四川大地，在诸葛亮和五虎上将次第过世后，竟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廖化是个忠诚的将军，但没有独挡一面的大将之材，事实上蜀国内部如廖立、魏延等天才僚属终生碌碌，没有得到刘备与诸葛亮的合理使用。刘备任命自矜才略、心高气傲的关羽担任荆州军政首长，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占据益州之后，不思迅速攻略汉中，反而与盟友东吴争夺荆南三郡，空劳军力而一无所得，而使曹操乘乱袭扰汉中，威胁益州。东吴乘关羽北伐襄樊之际袭取荆州并擒杀关羽父子，刘备不顾大局，不听从众臣的诤谏，全力南征为关羽复仇，导致火烧连营八百里的惨败，十数万蜀国精英军团丧失殆尽。

而曹操则相反，他的个性中确有性急气躁的缺点，而且好色成性，不过他善于听取正确的意见，他宽恕在背叛他并杀死他的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曹氏军团勇将典韦的张绣，宽容大度地再次接纳这位多次与曹氏军团对抗的敌人的投诚，并结为姻亲，终生优礼有加。因此张绣感恩图报，率领他战力强悍的西凉军团为曹操作出了一生的贡献；他宽恕在官渡之战中与强大的袁绍暗通款曲以留后路的朝廷官员，这种不随便秋后算帐的宽容大度，使朝廷与外藩势力中反对曹操的势力一度完全瓦解，刚刚用武力征服的北方诸州也因此心悦诚服地归附；他还任命曾为袁绍写檄文大骂曹操的陈琳，陈琳后来成为与曹植等并列的建安文学七子之一，曹操历尽艰辛远征乌桓，凯旋而归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庆功封赏，而是表扬并嘉奖张辽等反对这次远征的臣僚，鼓励他们今后多提批评意见。
曹操的对手袁绍表面精明强干，喜欢招揽贤才，但从来没有听取合理的建议，官渡战争失败后袁绍所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顾及其领袖的面子，气急败坏地杀死多次强烈反对攻击曹操集团的参谋长田丰。

孔子曾说：“宽则得众。”宽容大度就能得到群众拥护。宽容即是理解与包容他人，理解与包容社会，这是“仁德”的修养之一。
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宽恕夫人的情夫、汉高祖重用陈平、曹操下《求贤令》选拔虽有缺点但具才干的人才，唐玄宗不追究郭暖醉打金枝，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宋太宗宽容醉酒失态的功臣孔守正和王荣，宽容的盛德，带来事功的成就。
开创中国专治时代的稳定与繁荣局面的君主们，都一无例外地尊重反对的声音。例如秦始皇对于李斯、汉高祖对于娄敬、汉武帝对于汲黯、光武帝对于董宣、唐太宗对于魏征、唐明皇对于张九龄与韩休，而这些诤谏的声音一旦消失，一个光辉时代立刻黯然失色。

与本节“居上不宽”的精神相对的章句是：
18.10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解释：西周开国元勋周公姬对他的儿子鲁国国君姬伯禽说：“君子不疏远排斥自己的亲人，不让大臣怨恨不被重用。经验丰富的老臣没有很大的过错，就不要放弃。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这是周公执政任人的原则，也是领导人物以真诚与智慧来团结下属的原则。

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所著的《宽容》一书中，把宽容的品格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没有开明风格的政府，即不能产生远大恢弘的政略，不能培养优良的公民，不能建设文明的国家。
没有宽宏的度量，就是没有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必然导致为人立世与创建事功的遗憾，
领袖人物是如此，为人师长、为人父母的普通公民也不会例外。

　　表面温颜谦辞、礼貌备至而内心没有真诚的成分，就是“为礼不敬”； 生活懒散，不思上进，嬉戏放逸，就是“为礼不敬”；份内的职责敷衍了事，懈怠拖拉，就是“为礼不敬”；信誓旦旦而不能信守承诺、承担责任与义务，就是“为礼不敬”；简而言之，“礼”就是生活，“礼”就是人生的为人处世。自诩享受人生而附和世俗、放荡游逸很容易，追求高尚品质的人生就需要自我，严谨恭慎的学习与检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一味趋向并自甘同化于庸俗，生活与做人做事没有严肃认真的诚敬精神，不能发挥良知良能以服务于社会，就是“为礼不敬”。

乐生哀死，物性之常，兔死狐悲，感同身受。人性中最为真挚的情感表露，莫过于丧亲的哀伤痛泣，莫过于给予丧属发乎真诚的慰藉与帮助。周备乃至豪华气派的丧葬程式不过是迎合世俗的眼球，而内心的情感才是真正的实质。述而第七章第九节中说：“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与今天大多数赶场出席丧礼走形式的人们大不相同，出席丧礼的孔子在死者亲属旁边吃饭，从不曾吃饱过。当然不是不想吃饱，也不可能是依礼不可吃饱，而是因为对于丧亲的伤痛于心戚戚、感同身受而没有心情饕餮饱食、大快朵颐。

孔子的老朋友年少时放荡不羁，母亲死去还能当众坐在棺材盖上放声歌唱，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纯粹是一个不良少年，直到年老还是玩世不恭，因此孔子曾边用手杖敲击他的小腿边责备他说：“老而不死”，后世人们简化此句为“老不死”，成为古今儿女们嫌恶父母长辈的一句名言。如此绝佳的学习力与创造力，令我们能够充分了解何以百年来同样几度接受外来文明，同样几度进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革命，而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成果截然不同，至少目前是如此。这与领导阶层没有远大开拓的视野，宽弘的器识有关。这也可谓“居上不宽，为礼不敬”。
我们从孔子所著述的《易经系辞传》中知道，孔子是十分了解国家社会治乱相间、兴废更迭的道理的。孔子逝世200年后，中国就结束诸候混战的局面，迎来伟大的统一，确定了广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固然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然而现实的民生痛苦，世道艰辛，使包括孔子在内的任何具有淑世主义情怀的人物一时无法若无其事地振作乐观的慷慨壮语。这就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家、思想家的情怀。

世道人性，千古同理。因此可以想见，如果孔子再生于今世，放眼这六十多亿人口大世界的一切，恐怕又要理想主义地叹道：“吾何以观之哉？”这样的世道，这样的人和事，还能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去想象未来的结果呢？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就连普遍百姓也在叹道：“这世道也不晓得咋看了!”

这世道也不知是咋的了??转载一篇文章,与诸君共思之:handshake

他感动了中国却没有感动CCTV?

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你有曼妙的舞姿和优美的曲线吗？你有能力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让无数的少男少女对你产生浪漫朦胧的遐想么？

　　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你坐过宇宙飞船翱翔过宇宙吗？你享受过走下飞船后，那无边的花海和雷声鸣般的掌声吗？你只是一个小学都没上过的三轮车夫，怎能与我们的航天英雄相提并论？

　　白芳礼，你凭什么感动中国？你是一个国有大型医院的院长吗？你是一个在医疗界频频作出高姿态，仿佛圣人般能呼风唤雨的资产家么？你的唯一的财富只有那区区20几万，而且还散给了千千万的的贫寒学子。

　　当2005感动中国十大当选人中的所谓艺术家和科学家结束了一场金碧辉煌的晚会的录制，开着自家的高级轿车离开会场的时候，白芳礼，你在哪里？

　　当感动中国的科学家宇航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上做长篇报告口若悬河，被万人景仰的时候，白芳礼，你在哪里？

　　白芳礼，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感动中国吗？是因为你已经升到了天堂没有任何的宣传利用价值，你只是一个死后存款数为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让我们的上层阶级根本不屑一顾的老头儿！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

　　CCTV感动中国的优美歌词让人为之无限憧憬和联想，但是在CCTV的评委或者说在CCTV后台的一些领导眼中，只有伟大的航天员，只有华丽的舞蹈家才能或者说才配感动中国。感动这个词和三轮车夫，社会底层人民和穷光蛋这几个词语是一点关系也沾不到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平凡中折射伟大”这种精神已经丧失殆尽。

　　当白芳礼无私的二十年如一日的把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助学款交到一个个家境不比白老强多少的学生的手里时，我们的电视里正上演着风靡全国的XX女声，我们的小学课本正在删除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停手吧！你们还想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点什么？

　　白芳礼让我们从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一线希望，CCTV的感动中国评选又无情的把这微弱的希望扑灭。不，央视扑灭的不是白芳礼的个人荣誉的得失，已经远在天堂的老人不会再计较这些尘世的虚名，央视扑灭的是一个民族未来的希望！当无私和平凡已经不在，我们的明天将何去何从？

　　白芳礼，这位平凡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19年，省吃俭用、顶风冒雨奔波在街头，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钱，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而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2005年9月23日早晨，93岁的他静静地走了。无数活着的人在口口相传中记住了他--蹬三轮的老人白芳礼。这不是神话：这位老人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的个人生活几近乞丐，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1986年，74岁的白芳礼从天津回到家乡河北省沧县白贾村。这是一个让他悲伤而又牵挂的地方。小时候，他很渴望读书，可因家境贫寒，13岁便逃难到天津，做了一名卖苦力的三轮车车夫。解放后，他靠蹬三轮成了劳动模范，并拉扯大了自己的3个孩子。当他看着他们中的两个成了大学生时，高兴得落了泪。

　　眼下，人老了，又有政府每月发的退休金，他计划回家乡安度晚年。

　　他走在村里，发现大白天到处可以看到正在干活的孩子。他问：为什么不上学？孩子们说，大人不让他们上。他便又找到大人问，为什么不让孩子上学？大人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上学！

　　这一晚，白芳礼一夜没合眼。

　　白芳礼虽然没有什么知识，可他很喜欢知识，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他常对人念叨一个理儿：国家要发展，知识为先。眼前家乡的一幕让他无法平静。难道能眼瞅着家乡就这样一辈辈穷下去？能眼瞅着那些没钱的孩子上不了学？不成！

　　第二天天一亮，老人便召集家庭会议，宣布了两件事：“第一，我要把这些年蹬三轮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第二，我要回天津重操旧业，挣下钱来让更多的穷孩子上学！”

　　74岁的白芳礼回到天津，重新蹬起了他蹬了大半辈子的三轮车。和以前蹬车相比，他现在感觉目标亮堂。他像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这个梦他小时候做过却没能实现。现在，他要把这个梦扩展得大大的，要让它在更多的有梦的孩子身上变成现实……

　　每一个见过白芳礼的人，都会心酸。

　　他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的总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那都是他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每天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有时往开水里倒一点酱油，那已是“美味”了。馋得厉害了，就在晚上睡觉时往嘴里放一星肉，含着，品品滋味。

　　物质生活上压榨到最低点的老人，却把能量释放到最高度。一年365天，他没歇过一天。他曾在夏季烈日的炙烤下，从三轮车上昏倒过去；他曾在冬天大雪满地的路途中，摔到沟里；他曾因过度疲劳，蹬在车上睡着了；他曾多次在感冒高烧到39摄氏度时，一边吞着退烧药，一边蹬车……更有不为人知的，由于年事过高，冬天里他常憋不住小便，棉裤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着车跑。

　　白芳礼生于1913年5月13日，属牛。有人说，他真是牛命，吃的是草，出的是苦力，挤的是奶。

　　他为了什么？对于一颗挣脱了世俗羁绊的心灵，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有人背地里称他是“高级神经”。

　　老人说：“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可我哪舍得花钱！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就只能往里挣才是！”

　　这是一颗太阳的心，默默无言，却灿烂炽热！

　　看到自己捐的钱能化为孩子们读书的甘露，他便有了无上的幸福

　　白芳礼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晚饭后抱着他那个小木盒子往里数钱；一元、一角都要把它们展平、码好。他每个月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蹬着三轮车去学校捐钱。儿女们的印象中，这样的日子老爷子总是像过年似的欢喜。

　　从1993年到1998年，老人资助了红光中学的200多名藏族学生，月月给他们补助，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白芳礼倾尽所能地把他的光和热洒向了众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身上，学生们从他那里获得的感动和成长，让他收获了无上的幸福。

　　一位来自新疆地区的贫困学生，功课优秀，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拟以高薪聘用。这一天，他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爷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我正式向学校、也向白爷爷表示：毕业后我不留天津，要回到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爷爷的精神去为改变家乡面貌做贡献！”他深深地向白芳礼老人鞠了一躬。全场掌声雷动。老人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事后，老人对他的老友说：“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点小事上唤起一份报国心，我高兴啊！”

　　这些年得到白芳礼捐助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及教育基金等单位达30家之多。老人捐钱从不图回报，许多得到他帮助的学生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快乐和幸福来自他那一颗太阳的心！

　　他坚守着自己心中的追求，就像战士坚守着战斗的高地

　　1994年，白芳礼81岁。这一天，他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一所学校后，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这话触动了他：现今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来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呀！

　　他琢磨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把儿女家的门敲开了：“我准备把你们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款办个公司，赚钱支教。”

　　不多几天，在紧靠天津火车站的一块小地盘上，出现了一个7平方米的小售货亭，里面摆着一些糕点烟酒等，当头挂着一块牌子--“白芳礼支教公司”。他对受雇的员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小售货亭让白芳礼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财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蹬三轮的生活。他把售货亭交给伙计打理，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他说：“我出一天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为了在车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挨着亭子搭了个3平方米的小铁皮棚子，里面用砖头搭了一块木板算是“床”，棚顶上的接缝处露着一道道青天。夏天，棚里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冻成冰坨子。白芳礼就在这里面住了整整５年。

　　“这老爷子怎么像个没家的人……”老人的儿女一直承受着某种误解的压力，他们对父亲有些埋怨。蹬着三轮闯荡了一辈子的白芳礼，骨子里有一种大义与胸怀，国家与社会在他心目中有头号的位置。他对儿女们说：“我现在是有国无家，为了能给孩子们多挣钱，眼下就住这儿了！”

　　然而，终于在那一天他感到了无奈。1999年，天津火车站进行整顿，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望着转眼工夫被拆成一堆垃圾的“白芳礼支教公司”，老人哭了。他老了，腿脚没劲了，以后还指望用什么挣钱给孩子们读书呢？

　　那年冬天，老人蜷缩在车站附近一个自行车棚里，硬是给人家看了3个月的自行车，每天把所得的1角、2角、1元、2元的钱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饭盒里，等存满500元时，他揣上饭盒，蹬上车，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来到了天津耀华中学。人们看到，他的头发、胡子全白了，身上已经被雪浸湿。他向学校的老师递上饭盒里的500元钱，说了一句：“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老师们全哭了

哭归哭,该学的还是要学,要学里仁第四了,希望我们都能有一颗仁爱之心
:loveliness:
4•1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解释：先师说：“人的内心只有充满仁德才是美好的，不能选择与安处于‘仁德’的修
养，怎么能说是聪明呢？”

讨论：“里”指内心的精神，“处”是“措置于”、“安处于”之意。 “知”读音为ｚｈì，通假于“智”，是聪明与智慧的意思。

有些注家将“里”当成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管理单位，相当于今天的街道、社区。“处”则与“里”同义。因此认为此节是说：“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你是明智的呢？”或者认为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而不选在有仁厚风气的地方，怎么能说是明智呢？”认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既是个人自身的事，又必然与所处的外界环境有关。重视居住的环境，重视对朋友的选择，是儒家一贯注重的问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耳濡目染，都会受到仁德者的影响；反之就不大可能养成仁的情操。理论上完全正确，似乎是无懈可击的。

但今请试问包括孔子在内的古代君子们，以及这些注家们的是否都能搬到仁德君子成堆的里巷街区去居住？或者象老子所说拓展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修之一家、修之一乡”在他们的道德感召下使他们的邻居与乡党都成为好人？今天我们买房子时，可以为孩子的教育做到“孟母三迁”，但可否选择同幢而居的邻居们是有仁德的人？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居住周边的自然环境与建筑氛围，但不能选择住处周边人群的道德水平与人文素养，况且在某些生存空间紧张的地方，人均四平方米以为栖身就不错了，两室一厅则要谢天谢地，何敢奢望能够居住仁厚风气的君子国呢！所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外在环境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内在的素质。因此上述注家们的注释明显缺乏古今客观事实的支持而不能成立。

人不是低等动物，除饮食男女外无所余事，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如道家隐仙般笑傲林泉之际，逍遥烟霞之间，复归于人类生命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则不得不虑及社会群居生活为人处世的修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仁”的基调。

“仁”之一字，二人为仁，两个人相处，双方如何处理二人之间的关系，就可看出一个人是否具备仁德。何况立身于人类群居社会呢？从这个层面上说，若如逸士隐仙般一人独居于幽谷旷林之中，倒无所谓什么仁不仁的。但生活在人群中，就要以相当的智慧与技巧，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仁德”的基础。
所谓“仁”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推已及人，然后才能正已化人。人活在世上，除了为自己想想外，还要考虑他人的感觉与利益。只顾自己，无意或者有意的伤害到他人，就不能算“仁”了。一个有仁德的人，他的一切思想、语言与行为，可以达成人已两利的双赢。退一步，凡事利已而不损人，如果损人就不会做，这就是所谓的“义”，“义”者，适宜也。通常仁义并称，人类中具有道德勇气者，激于道义气节而牺牲自我，成全国家社会，孟子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仁德修养的最基础层面。是做人的功夫，做人的修养。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我教育的基础。
通过人生的学习与实践，能够了解世间一切科学、哲学、史学的真谛，对于历史，对于社会，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人类的情感和文化精神，有着本质而高屋建瓴的认识。从而升华心灵精神，确立作为人的更高远的理想与追求。并在恰当的时机到来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于社会的责任与时代的使命。如果天命不我归，则隐逸尘世或林泉之间，安享自我逍遥的一生，这是“仁德”修养的第二个层面。
“仁”本来是中医生理学的一个概念，是皮肤末梢神经的温觉、触觉的功能。感受风湿等外邪导致皮肤感觉能力下降乃至于消失，称为“麻木不仁”，引申到精神领域，指代漠视道德与良知极度自私的社会心理。
人是有别于低等动物的，是有情感有思维的，任何一个受过真正有品质的高等教育，或自觉进行高品质的自我教育而有思想有灵性的人，都会想到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追求真正的人生成就？怎样建立自己富强的祖国？怎样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中的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凡是真正有心灵品质的人，都不会仅耽于酒醉金迷、情色狗马等低级情趣而思及诸如此类深远博大的内容。因为这涉及到人类自身能否把握自己的生命的问题，能够追求并做到人天合一----即个人生命与自然、社会相和谐的修养，即是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人生，了解了生命，了解了宇宙苍生的真实本质与发展规律的大智慧，他可以成就自己生命，也能帮助他人达成生命的成就，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耶酥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生命的成就至今照耀人类世界，这是“仁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里仁篇专论及“仁”的修养，因此确立了人的精神修养的重大原则，就是使人的精神心灵，安住于“仁”的境界。确立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信念。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最低限度，即如禅宗大师们所说，无论贫富贵贱，都能享受“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的人生幸福。进一步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也是需要这样高尚而诗意的心灵才能承担。

所以大成至圣先师对学生们说，也对2600年以后的我们说：“把仁德作为自己心灵居住的地方，这是最美好的。如果选择了让自己的心灵不安于仁，怎么能算是明智的选择呢？”强调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灵安定在仁的境界之中，否则就是最不明智的。这也是我们接受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国民教育的成果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民族国家精神文明的建设不能建立这样的成就，就是很落后的。因此本节，即作为“里仁”全篇及其他篇章中讨论仁德修养诸节的基础前提。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解释：先师说：“不具备‘仁’的修养的人不能长久地保持朴素的本质，不能安然于俭
朴的生活，也不能体验生命本具而长久的快乐。具备“仁”的修养的人是坚持、安守‘仁’
的品格，有智慧的人会运用‘仁’的原则以求得利益。”

讨论：“处”：读音为“楚”，生活在、处于之意。“约”意为简朴。“知”通“智”；明智。
“利仁”：凭借仁德得到利益。
生命不过是自然的代谢，生命不过生与死而已，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时空世界也不过是成住坏空，宇宙之间，一切不过如此，一切都只不过是自然的代谢。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使我人短暂且微渺之一生，为着钱财、地位、名誉，为着根本不足与论的世俗虚荣而劳碌形神，疲蔽心身，丧失自我，不知道人的一生应该怎样生活，人的一生应该追求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如何在这天地之间、人海之内确立自己真实的一生。
不能认识到如上问题，皆属不“仁”，即不具备有“仁德”的修养，不能正确认识生命，不能认识社会与人性，因此不能恰当地安置自己的人生。也不能体验生命本具而长久的快乐。
西哲有言：“比大地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为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为宽阔的是人类的心灵。”人类的心量，无限广大，人类的精神，与生俱来就具备了可以参与、赞助自然造化运动万物的能力。中国古哲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皆备于我”。佛教《楞严经》也说：“虚空于汝心内，如片云点太清里。”禅宗六祖慧能曾经恍然大悟说：“何期自性本自圆满，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因此我人身心固然渺小如同微尘，但确实可以包容宇宙十方大千世界的一切，现代科学对于宇宙自然的深入研究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生命的本质何其朴实无华，生命的本质何其雍容盛大。只有认识到生命的亦即具备“仁”的修养的人才能如实地体验生命本身与生俱来的华美与丰盛。人生修养臻于“仁”的境界，自然具有高山流水的精神品质。其精神心灵自然摆脱一切诸如声色犬马、男女宴乐等世俗低级情趣的污染与拘束。而能保持质朴宁静安祥的心灵境界。安然于平淡朴素的生活。不会附和世俗势利而刻意取媚市井的目光以换取虚荣的满足。
这是真正坚定安祥的心灵，这是真正了解自然与生命、自我人生的智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这种幸福与快乐不需要名誉、地位、金钱、美色来点缀。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是天然本具的，只有具备坚定的信念与智慧的人，才能拥有这种快乐与幸福，这与生命具在的幸福，虽陋巷布衣、箪食瓢饮也不能减损一毫，虽九五至尊、富可敌国也不会增色半分。
因此所谓的“仁德”修养，即是古中国的“道学”的修养，“道家”即是古中国的人生观、生命观、世界观，以及一生的思想行为、立身处世。诚如一代道家仙学宗师陈撄宁先生所说：“中国自轩辕黄帝而后，经过许多朝代，直到周朝李老子，皆属于道家一派。其学说是有系统的。用于外，可以治国齐家；用于内，可以修身养性。古时读书人，皆能运用此学以处世。在位则帝王将相不以为荣，在野则陋巷布衣不以为辱。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往而不自在，无时而不安乐。这个就叫作‘道学’。”(《口诀钩玄录》)

　 “仁德”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不具备这种修养的人，没有稳定的人格，没有开朗的胸襟，没有坚定的信念，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得意忘形，失意也忘形。即不能“安贫乐道”也不能“富贵不淫”。“仁德”的真实智慧与修养，使人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今天各阶层普遍存在的精神障碍、心理障碍的社会问题，正因为缺乏人文的修养，缺乏“仁”的精神品质，不缺乏真正的人生智慧，缺乏真正的人生观、生命观、世界观与社会观所致。也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必须检讨的。
同样都是认识到仁与追求仁的成就，由于气质不同，即有“仁者安仁”和“智者利仁”的区别。安仁的典范，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颜回、司马迁、文天祥、林则徐、鲁迅先生、文怀沙先生等，不因为一已的得失就改变自己的信念，“句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如闪电般耀亮，死同慧星般迅忽”。
利仁的典范，有胡庆余堂、同仁堂的百年企业成就。包括孔子与孟子一生的德行与操守，为孔氏与孟氏家族赢得2500年的荣誉，孔孟家族的后裔，在2500年的历朝历代，受到朝野普遍的尊重。
仁者具有温柔敦厚的淑世主义情感；智者胸怀创建功业的志向；仁者强调历史道义的责任，明悉历史性的因果规则而宁愿牺牲一世的现实利益；智者强调现实功利的成就，洞察人事物理相因相制的原理而奋发勇为的精神。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是仁者的典范，不世出的圣雄；曹操、陈平、商鞅、孙武、韩信等是智者的楷模，名垂千秋的英雄人物。人类的历史，就是圣雄与英雄们展现生命的舞台，他们的业绩与精神，为后世所借鉴。
孔子曾注解过《易经》，他十分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固有的残酷而本质的丛林原则，然而孔子是一名真正的仁者，真正的圣雄，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有王道天下的抱负，但他仍然选择坚守道德原则与人文精神立场，绝不附合于阴谋、武力的时尚，身处中国本部的孔子与同时代阻隔一道喜马拉雅山脉的古印度城邦中的释迦牟尼佛陀一致认为，只有爱、道德、自律的精神才能给个人、给人类世界带来真正意义上的长久的和平与秩序。因此他们都不愿意选择利用个人的影响力和学生们的政治势力来图谋割据一方的现实政治功业。虽然同时代大多数的政治家都是这样做的，后世的英雄人物们也纷起效仿，但直至今日，人类社会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与秩序。生活在今天高度的物质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又能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感受生命与生俱来的幸福与欢悦呢？孔子说-----只有“仁”的修养可以做到。即“在位则帝王将相不以为荣，在野则陋巷布衣不以为辱。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往而不自在，无时而不安乐”的人生“道学”的修养。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解释：4•3先师说：“只有具备‘仁’的修养的人，能亲近贤良的人，能赞赏他人的优
点；；能拒绝品行恶劣的人，能针贬他人的缺点。”
讨论：“唯”是只有之意。“好”读音为“ｈàｏ号”， 喜欢、亲近、赞赏之意。“恶”读音为“ｗù物”，憎恶、疏远、拒绝、针贬、批判之意。
仁者具备明确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观念、高洁的情操、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如同大山一样坚定的意志、明澈而深远的智慧。他完全地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了解人性，因此决定其社会交际准则，亲近有品德的人，疏远、拒绝品德不佳的人。他对于林林总总各色人物的好恶臧否与亲疏远近，非以一已私利或癖好为标准。而是以道德原则来做标准。并且对于同样一个人的看法，也基于客观全面，而不作极端化一刀切的好坏判定。
他评判一个人的品德、个性与才华，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来全面分析，即能赞赏其优点，也能分析其缺陷。即不绝对地赞同、褒奖一个人的优点、强项，也不片面地贬低一个人某方面的不足。
倘若是一个政治家，他对于一个人的举用与贬黜，还会综合考虑到一个人的德与才。比如曹操与诸葛亮的用人。前者曾三次发出《求贤令》，说明天下动荡之际，国家需要人才，因此，不问出身，不问德性，只要有才干，都要量才使用，以服务于国家统一的事业。曹操对于越难收服的人才，越表现出竭诚相待热忱，在作出几个月的努力沟通后，原来对曹操颇有成见的因此曹操掌权时期，政府征召到许多俊杰。为后来中国的统一奠定了人才的基础。而后者相反，因为个人的成见，使名将魏延死于无谓的内部纷争，此后号称天府之国的川中大地竟落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可以说蜀国的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诸葛亮求人太苛导致的人才缺乏。从选拔人才以利益天下国家的角度上说，曹操有资格称为一个“仁者”，而诸葛亮显然稍逊一筹了。

一个人要有相当的知识素养，要有相当的社会经验，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因此才可能感悟人生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仁者。才能做到“能好人，能恶人”的修养，能够客观全面地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且保持恰当的距离，采取智慧的交往方式。亲近品德优良的人，疏远品质恶劣的人。对于自身立身处世的修养，是很关键的。

将此“好恶”原则，用在政府选拔人才方面，就是“举直错诸枉”。合理使用一个人的才干，使其发挥正面的社会效应。但通过良好的管理制约其缺点，避免一个人品格上、能力上的缺陷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在这方面，曹操的优秀典范可供今日企业及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们参考。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解释：先师说：“如果真正立志于‘仁’，就不会有不良的思想言行了。”
讨论：“苟”意为“如果”； 这里的“恶”，读音为“厄”，非仅如过去大多数的注家一样狭隘地上纲上线地一概解释为“邪恶、罪恶”，应该是更广泛地包括一切不良的思想、语言与行为。

本节的“仁”，是指代人生、生命的真理，广义而言，包含了类同于2500年后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一般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苟志于仁”是说一个人有志于追求真正的人生与生命的真理，并追求真、善、美的社会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因为包含了这样的广泛意义。因此本节注文不作具指。而在各章句中另作具体详细的讨论。
或问：
为什么要从个人追求人生与生命真理的“仁德”修养扯到理想社会的目标上去呢？
回答：
因为一个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是立身于人群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生存，人人都必须借助人与人之间互助的机制以生存、发展，世界万物存在着普遍联系。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会影响及他人，影响及社会，影响及后世。一个人的思想言行能够不谨慎么？！因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注意这个兼利天下的的含义，包括了现实与未来，包括了国家与全世界。非仅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已），是古中国人生修养的至善理念。所谓“仁”，本身就包含了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因果相返的含义在内。一个人为人做事，不但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他人，不但要考虑个人，还要考虑社会，不但考虑自身家庭的利益，还要考虑集体国家的利益。不但考虑现实，还要考虑对于历史的影响。能够有这样的责任精神，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了解历史与现实，了解社会、人性与人生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有志于“仁”的人。而不是慷慨激昂地喊口号而已。他实现自我，也奉献于社会，他立足现实，而远瞻于未来。因此他的思想严谨，言行端正，可以达成自身与社会的和谐。

“仁德”、“仁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全人类社会成员----或者是大部分的成员共同努力致力于“仁德”的修养而创建高度的社会文明，即如《礼记/大同》篇开篇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故人不独子其子，不独亲其亲……”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还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其关键在于社会成员高度自觉的精神文明修养，2500年前，孔子就定义这个修养为“仁德”。

有这样的理想的人，自然他的思想、语言、行为，不可能有不良的成分。即使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改往修来”、“断恶趋善”而需要一个过程，也不会出现重大的错误。例如晋代周处的故事可以做为证明。
周处是个生命力极度旺盛的少年，精于武艺，勇力过人，逞强好胜。具有唯我独尊的英雄主义思想。因此一度骄横跋扈横行乡里，乡党莫不厌恶。他受人语言刺激而潜入深水中追斩鳄鱼，回来时发现乡人们居然误会他死于江中而大宴庆贺，他省悟过去的霸道行为是多么令人厌恶。于是他向当时的贤达陆机先生求教，他真诚地向乡人们赔礼道歉，并真诚地洗心革面，改造自己的思想言行，后来成为一名为国尽忠的良将贤臣而名垂青史。

另外，一个人充分地了解了社会，也坚定了自己的志趣，他选择了“仁”的修为，他的内心中，他的眼界里，就不会困扰于外在世俗世界的不良的思想及丑陋的社会现实，他的内心洁净无暇，因为他明白外在的世界所反映于内心的感触，不过是他内心世界的折射而已。试举一例，同样一轮明月，天各一方的情人想起离愁，而禅者洞见人生的本性。同样一部《红楼梦》，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们从中看到了“淫”，而文史爱好者们看到了当时的时代。佞人看到了诽谤与排满。同样的月亮与同样的一本书，内心世界不同的人就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而有志于“仁”的修养的人，无论外在的世界是怎样的，无论社会是怎样恶俗的，他始终展现的是生命本具的慈悲、智慧、刚毅、坚强、雄健、欢悦、和谐、安祥。他始终展现的是人性中美好的德性，展现人类的良知良能。
反观今天怀抱大志、不满于现实的众多“愤青”，并不见得对于人生社会与历史，对于人类的思想与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仅激于少壮稚拙的勇气，极肆偏激的言论，没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没有深远的智慧，更不能提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建议与可操作方案，除了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紊乱之外，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国家社会，并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而错误的言论与观念，通常遗祸于后世。可谓不智不仁至极了。还是好好地学习如何认识一切吧。

呵呵,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愤青呢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7•12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15•32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解释：
4•5先师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若缺乏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会接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若没有正当的方法摆脱，就不考虑摆脱。君子内心离开‘仁’的修养，怎么能成就君子的名望？君子的内心不会在一顿饭的时间就违背‘仁’，即使在最仓促急迫的时刻也一定能够保持‘仁’者的坚定如山的风范。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能够保持‘仁’的修为。”
7•12先师说：“如果财富可以求得到，即使是手执节鞭驾车、开路等的下等职业，我都会去做的，如果不能求得的话，那我就追求我的爱好。”
15•32先师说：“一个有修养的君子，追求‘道’的修养而不过分追求食禄；耕种的农人，也常常面临饥饿；治学修养，却可以收获福禄。君子只担忧自己没有真正的‘道’的修养成就，而不担忧贫穷。”

讨论：
“富”是指有钱财；“贵”是指社会地位高；“贫”是指经济困穷；“贱”是指社会地位低；富必能贵，钱可以买到权力；贵必能富，权力可以交换到金钱；没有钱财的人必然社会地位低下，没有社会地位的弱势群体也必然是穷困的草根阶层。任何时代，任何体制，社会现实都是如此。是自古及今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生活的通例。
“造次”是指急迫仓促的危急时刻；“颠沛”是指流离奔波、居无定所的情形。
古代有三种职务的“执鞭之士”，一是手执竹节鞭的仪仗队人员，在诸候国君或卿贵族出行队列最前方开道；二是驾驭马车的车夫；三是管理市场的低级官员、差役。这三种职务都是极低等的。
“从吾所好”即选择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与人生模式。
“耕”是耕种之意，直至今天，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国家的命脉。但在今天，我们引申为图谋自立生存的而所从事的任何社会工作和行为。包括耕种、撰稿、演艺、推销、商贸、职员等等。
“学”并非狭隘如今天的读书学习，仅是单方面的知识灌输，仅是生存技能的学习，而是包括了针对生命与人生的学习。即有为图谋生计的“干禄”之学，也有从事文化事业的“文献”之学，还包括探究自然与生命、命运的“性与天道”之学。

并列论述的这三节，反映出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念。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人生应该有怎样的追求？千古以来，只要稍具思想能力的人都会思虑及此。人类的学术思想，相当大的部分围绕这些问题。

孔子说，财富和地位，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贫穷和低下的社会地位，是人人都厌恶而想要摆脱的，圣人、英雄概莫能外，但一个真正的修养的人，如果有合法的途径可以发财，就算是给贵族当开路仪仗人员、受雇于人赶车、或者做一个小小的市场管理人员，也是乐于做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摆地摊沿街叫卖、拣破烂废品回收也未为不可。但如果经过努力，确认这一生没有合法的途径，始终不能得到机遇，摆脱贫困的生活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就不会痛心疾首于贫穷卑微的现状；即使有钻营的机会，有现成的机遇，可以获得财产和地位、权力，但明显违背道德原则与法律，也不会附和并采用非道德的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干脆选择安贫乐道的生活，选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并且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什么样的际遇中，就算临危犯难，就算流离失所、浪迹天涯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
孔子在15•32节中进一步说，人的一生是否能够获得经济、业务、权力等现实事业成就的机会，很大一部分，在于命运，而一个人生在世上，最重要的是能够认识人生，认识生命，领悟生命与人生的真理，领悟自然与生命世界中存在因果相还的规律，命运是不确定的，就如《尚书》所说：“天命靡常”，而《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人立身于世，在考虑自己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得到什么成就之前，首先必须想到自己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能够为社会贡献什么，在考虑如何得到自己的人生幸福之前，首先要考虑自己如何使他人得到幸福。
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世界，用什么样的方式处世为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人，未来命运趋向即已决定。而一个人领悟及此，想要努力服务于社会，以达成自身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获得真正的成就，没有相当的知识素养，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换而言之，一个人的命运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一个人把握命运的能力，在于他的人生观、生命观、社会观，在于他的学习力和实践能力。而以这样的学习与实践，谋求人生成就，即所谓“谋道”。这样的学习，是关于人生与生命的学习。有助于一个人建立正确的观念，有了正确的信念，配合正确的学习和努力实践，一个人的“食禄”即生存问题是不成问题的，倘若终生昧于人生与生命的道理，即使非常努力地从事包括耕种在内的种种工作，也时常难免于饥馁、困顿。比如今天中国各地农村中大量流散四方的草根阶层。没有知识，没有适合于时代的能力，进入城市之中，在没有恰当的工作机会时，时常处于饥饱相间之中。有些人在认为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饥寒发盗心，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频频出现违法乱纪的高科技犯罪行为，社会治安即出现问题，社会道德即告滑坡，正所谓“礼崩乐坏”于今为甚。
不过，不见得任何建立正确信念并努力拼搏的人们都能获得现实功利的理想成就，因为实在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命运在左右人生，努力了，拼搏了，没有结果，比如孔子用他的学术思想，企图影响当时的诸候，游历了七十二个候国，备尝艰辛，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结果，理想破灭的孔子仍然充满信心地说，那我选择我自己的生活，选择我自己的爱好。他爱好丰盛的周代文化学术，他从事文化教育事业，虽然没有现实政治功利上的理想成就，却以丰富的学养，高尚的人格，坚定的操守，给自己赢得相当好的社会声誉，人们信任一位好老师，并且也信任他所教导的学生，孔子本身的修养，确实也成就了不少亲手培养的下一代学生的前途，而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给予人类世界深远的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创造了2600的灿烂文明，他的人生成就，福荫孔氏家族，孔子的子子孙孙，2600年来备受海内外朝野的尊敬。
孔子的道德影响力，非仅在统治阶层和善良民众之间，甚至影响及习于杀人、放火、劫掠的强盗匪类，民国初年，当时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孔祥珂的夫人彭氏还在世，孔府因经济拘急向山东省府借银元，不想当时横行山东全境的绿林强盗误会为贪官污吏所搜刮的民脂民膏，根本不理睬什么政府不政府的，悍然袭击车队，打散押送车队的护卫人员和保镖，将银元全部劫掠而去，回到山寨后，这伙绿林豪杰的首领查验之下，了解到居然抢到了孔府的钱，商议之下一致认为：“圣人家的钱，不能抢!”于是几天之后，曲阜城内突然出现一伙大汉，推着满载银元的独轮车，把全部的银元送还到孔府中。此事轰动当时，成为一时之美谈。能够让绿林强盗都能够略通“仁义道德”的观念，而愿意倒贴路费做赔本生意，把抢到手的一大笔悉数白白送还，千古以来，也只发现这一幕。而这一幕的出现，乃源于2600年前孔子的道德影响力。
所以孔子说，一个有修养的人，必然认识命运的道理，他不会过于忧虑贫穷的命运，只忧虑自己不认识生命，不认识命运，而无法获得安顿心灵精神的快乐，无法获得开拓命运的知识与能力，而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莫过于此，这是开拓命运、安顿与展现现实人生唯一的理想途径。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人的一生，只要认识了生命与人生的真理，内心安祥坚定，对自己充满信心，那么此生已经没有遗憾，“朝闻道，夕死可矣!”

15•32节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一句，数十年来到现在，仍被扭曲为贬视劳动，只读死书，不努力改善生活。不过看今日信仰丧失，人欲横流，社会道德崩溃的现状，难道不应该好好反省我们对待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认识么？　
今天具高等学历的人群中，因信仰缺失，理念迷惑而“跟着感觉走”、“过把瘾就死”者大有人在，稍有志向的，即尊奉“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信条，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因此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生命观的选择问题。
普通人难免如台湾连续剧《碧海情天》的主题歌中所唱：“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而日本名相伊藤博文有名言曰：“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了解生命与人生的至理，不出卖原则，不屈就现实，不为虎作伥，不趋炎附势，不盲从众流。顽强坚守道德立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孔子最为令人佩服的君子仁人的精神，也是孔子成功的人生。

我们联想到同时代的印度释迦牟尼佛陀创立的佛教人生观中，认为生命至少以十种形式存在于广漠的宇宙时空中，生命如同水、蒸气、冰、雪、霜、雾、露般是轮回生灭不息，“人生”形态不过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人比及其它地球动物最为高明之处，不过是人的智慧与能力，佛教认为生命与命运完全掌握在人自己手中。生命是轮回的，前世的思想、语言、行为以及所导致的结果，导致现世的命运，而现世的努力也会改变前世行为本已注定的今生命运，并且能够开拓未来世的无穷命运。这个“三世因果，轮回报应”的理论，是浩瀚博大的佛教学术思想的基础。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人的精神可以创造命运，可以改变世界。认识生命，认识命运，开拓自己的生命智慧，掌握自身的命运，就是佛法对于生命的认识。释迦牟尼对于当时民众的教导，就是佛教，通过接受佛教的信仰，通过对于佛学的学习，认识自己，认识社会，选择恰当的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式，追求自己人生的成就，就是佛法。而佛陀，不是神话中的天神和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之类。就是“觉悟者”的意思，是一个通过学习与实践，完全领悟并掌握生命与人生的真理的有智慧有感情的人。并且人人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
佛教、佛学与佛法，总的来说包含了包括法制意识、社会公共道德意识与自律精神的“戒律”、培养坚定精神控制力及合理使用身心生命力的“禅定”科学学机理与技术训练程序、开拓知识与胸襟、力求了解宇宙世间一切，力求把握生命与人生命运的“智慧”。这是一种对自己对社会对历史负责的人生态度。是充满信心的生命观、命运观，是崇尚努力奋斗以开拓命运的积极人生精神。凡是有志于追求人生与生命本质与真理的人们，不能忽略这一伟大的生命学术。这是人生最为丰厚的财富，远逾于世间一切珍宝。

认识生命，认识命运，掌握和开拓自己的生命和命运的学说，在当时的印度，就有佛教的佛学。在当时的中国本土，就有儒学与道学。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2600年前的中国早就摆脱神道设教的蒙昧状态而产生“革命”的人文思想，因此在东汉时期与南北朝、晋唐时代，中印文化达成了完美的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而三教的文化，又包含了科学、医学、心理学、社会伦理学等丰富的人类文化思想的素材。使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博大雍容、丰盛华美。如果要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光穷究一家是远远不够的，就好比研究孔子的儒学，光穷究《论语》也是远远不够的，不但要研透四书五经，还要旁及当时的诸子思想和相关史书。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传统文化研究者们一定要注意的。
总之，4•5、7•12、15•32这三节，就是孔子儒学的人生观、命运观、利益观。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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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解释：先师说：“我没有见到爱好仁道修养的人，没有看到厌恶不仁品行的人。真正爱好仁道修养的人不会有意标榜所谓的‘仁道’；厌恶不仁品行的人，他所谓的‘仁德’，也只是不让不符合所谓‘仁德’的行为影响到自己。有能用一天的时间来致力于实践仁道精神的人么？我没见到能力不足以实践仁的精神的人。可能是有这种人的，但我没见过。”

讨论：
　  “好”读音为“浩”，喜欢、爱好之意；“恶”读音为“物”，厌恶之意；“无以”意为没有、不会有……的做法。“尚”意为标榜、尊崇；“加”是影响之意。“其身”是自身。“盖”意为大概、可能。
本节中前半段的“仁”，仅侧重于论述道德精神的实践。后半段的“仁”包含了时时处处关注生命与人生的学习和切实体验上。

孔子说，他没有见到爱好仁道修养的人，真正爱好仁道修养的人不会有意标榜、尊崇所谓的“仁道”，而实际的行为恰好相反，今天嘴上讲奉献，台上讲反腐败、讲廉政建设，不到数月居然被“双规”，以贪污、受贿、渎职罪而获刑的官员们，可以说明这一点。是纯属假仁假义，道貌岸然。

孔子还说没有看到厌恶不仁品行的人。而嘴上说厌恶不仁品行的人，他所谓的‘仁德’，积极方面说，也只是不让不符合所谓‘仁德’的行为影响到自己。保证自己不做坏事而已；消极方面说，仅是防止他人的不良行为妨碍自己的利益，属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消极自我保护，是消极自私的思想。
而口称恶不仁者的人，如果诱以现实的利益，立刻将“道德”二字放下，喜孜孜地自顾享受而罔顾自己得利而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所谓“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只是不能容忍别人得利而妨碍自己，但自己得利时却不会顾及是否妨碍别人妨碍社会公共利益了。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从国家民族到个人，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充分显示了人性的缺憾，也是造成社会道德沦丧的一大要因。
孔子用这两句话，揭示了人心世态，观诸2500年后民国初期李宗吾先生所著之《厚黑学》，我们可以理解宋代陈同甫先生所说：今之言仁义者，皆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今天讲“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今天的人们倒是很能故意曲解邓主席提倡的“解放思想”、“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济时拯危之思想。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

真正的仁道修养，不是停留在高标理论上的，而是注重时时处处的反省与实践。即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求诸已”、“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真正的仁道修养，不仅在皮面上关注道德二字而已，仁道是博大的，它要求一个人能够切实地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与人性，了解生命、命运与人生。仁道的学习，包括了自然科学、哲学、史学、医学等各种知识与技能。以广泛的学习开拓视野与胸襟，确立真正的生命信念，成就智慧与能力，进而发挥人类本具的良知良能，言行一致地服务于苍生社会。在奉献的同时即铸造自己成功的人生，开拓自己成功的命运。因此仁道的修养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终生不懈的学习和实践的。
固然人性有诸多缺憾，但仁道是生命本具与生俱来的德性，是人人本有的，仁道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人可以养成许多习性，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的用心、处世当中，刻意努力培养完全合于仁道的习惯。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24小时之中，真正放开一切，真正放下所有的成见，真正专心致志地去进行对人生的重新思考与学习，就会形成良好的习性。试举一例，几乎所有的人刚刚开始静坐的训练，都会感觉到心乱如麻，觉得掌握自己的内心是不可能的事，认为“心”本来就是如同大海面上的波涛一般奔腾不息。但是，如果真正放开一切，在24小时之中，一次次地切入静坐的技术状态，不要被自己内心中的负面情绪和成见所干扰，就能体验到个体生命中沉静、广阔的海底世界。而所谓奔腾不止的“心”，不过是海面上的浪花而已。能够做到如此，就能体验到生命与生俱来的快乐，坚持一段时间，养成静坐的习惯，必然获得健康的身体和坚定、祥和、快乐的心灵，而体验生命内在本具的欢悦，了解生命的本质，恰是仁道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必须付出真正的实践的。

但是孔子也问出一个现在任何人都能够问得出来的问题“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的智慧能够虑及于此，稍有概念的人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致力于这样的修养？
孔子说，这本是人人皆可据而得之的成就，没有力量不足而不能做到的情形。“我未见力不足者”。他又补充一句，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何以人人都只沉溺于世俗饮食男女、功名利禄的低级欲望，却根本无视内在灵性生命的安养与成就呢？

仁道的成就，就象大多数人都梦想得到现实事业的成就一样，只要立定志向，真诚地付诸努力，不可能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道的境界。关键在于是否愿意努力培养习惯，古人所谓“修行”、“修道”，也不过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培养科学的良好的思想、语言、行为习惯来抑制、克服不良的习惯罢了，主要还是要靠个人自觉的努力，只要付出努力，人人皆可以达到仁道的境界的。生活是如此，做人处世也是如此。追求真理，成就人生，还是如此。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解释：先师说：“为人做事的失误，各有种种不同类型，观察各种做人做事的错误，就
知道仁道的修养了。”

讨论：“过”即过错、失误。“于”、“其”：自己的。“党”是类型，或者同类之意。“观”
即观察。“斯”，语气助词，没有具体意义。也可以释为“这样做(即观察各种做人做事的错误)”之意，“仁”指仁道的修养，即为人处世的修养。
    本节中的“仁”，是偏重于社会道德方面，当然，也包括了人的个性与精神素质方面。

观过知仁，简而言之就是从他人或自身社会生活实践的失误中认识人性，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知道为人一生的修养，因而掌握人生的成就。

历史上很多的失败，都因为自私过头而导致。例如中国社会历次的人民革命，皆由贪污腐败而激起。
人类中的某些人，知道所谓公道就是社会中大部分人的个人利益都能得到顾全，不顾公道，只顾自己，结果必然人已两损，因而自觉地保持道德的操守，不损人利已，不损公肥私。所思所言所行，都思考如何达到人已两利的最佳效果，或者有时慷慨奉献不计得失。就象《老子》所说，人的德性，应该效仿苍天大地，养育万物而从来不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人类中具有真性情的圣者，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公众利益之后，将自身的权利置于公共权利之外，难道圣人真的是无私的么？大自然与生命世界中因果报应相还的原则，决定了真诚而无私奉献的结果，反而成全了他的私利。这是从正面来讲述人性本善的道理，即孟子的人性本善论是可以成立的。
人类中的某些人，经济贫困的自然想要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钻营，不甘平凡的自然想要不择手段去攫取，已经有所成就的还要进一步不择手段地开拓发展，永不满足，为着起码的生存，或者为着现实功利的成就，此类人都是不择手段的，与马丁路德的“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本质相同，都是为着利益而已，但做法大异其趣，他的不择手段，是不顾他人和社会公益，只顾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的人性本恶论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观过知仁”是从事物的反面看问题，它不同荀子所说，运用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来匡正人的行为，而是利用人性本有的良知，发挥自我反省的精神，来领悟为人处世的道理。说明人类的德性是非善非恶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类显示本性中的善良和丑恶，其本质都是为了利益而已。只是没有被世俗社会泯灭良知的人，可以从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过错中，观察历史的教训中，理解社会与人性，建立正确的生活信念，

观过而知仁，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在生活中，观察到他人的过错，观察与分析他人的过错，不是专门为着挑他人的刺，不是为着显示自己的正确，而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看到他人的失误，就要反省自己个性、思想、言行诸方面是否也有同样类型的缺点。从而汲取教训，加以改正；当然，这种主动观过也包括阅读经史，思考辩证古人的失败教训，反省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现实生活的借鉴。
二是虚心听取他人的批评，不管他人的批评得是否正确，是片面的还是中肯的，我们也要反省自己是否有令人误会的地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哪怕他人的批评只有一点点正确，也要勇于承认和改正，即使他人批评错了，也只须勉励自己不要犯同类型的错误即可。面对他人的批评，固无须强为辩解，正确与否不是靠言论而是靠时间靠事实行为来彰显的，即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总之，观过知仁，是用心去体验生活，以求提升自己的品格。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他人，借助史藉观察并获取往代的生活经验与教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听取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观过知仁”有个历史典故，《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吴祐属下官吏孙性用私自向百姓搜刮的钱购买衣服去敬献给父亲，父亲知道缘由后大怒，孙性惭愧地向吴拓自首。吴祐问明情况后说：“因为孝敬父亲却不意反而承受污秽的名声，能够及时悔悟反省以求改正，这就是‘观过，斯知仁矣’！”不但没有处罚孙性，反而将衣服送给他孝奉父亲，成全他的孝德和自省改过的德行。
孙性的父亲真是一个懂得以德教子的慈父，今天的孩子小偷小摸暗自取回饭店里的餐巾或餐具，某些父母亲可能会认为孩子还小，懂得什么，更有甚者认为孩子很本事，年纪轻轻就懂得“顺手牵羊、雁过拔毛”偏手揩油捞取利益，慈颜大悦尚且不及，更不用说大怒了。
孙性真是一个懂得及时改正错误的聪明人和孝子，换今天的孩子，可能认为老爹真是不识相，不领会我孝敬的真心情义。不用说知错惭愧，不埋怨甚至指责老爹食古不化，不知好歹已经是给面子了。
吴祐也真是一个宽厚的仁者，是一个好长官。在属下的错误不是很大，事实上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属下能够及时认错并修正挽回的情况下，给属下一步好路走，鼓励他的善良用心，成全他的嘉行，而不片面地痛加谴责、贬职驱逐甚至直接诉诸刑法制裁，结果毁掉一个人的前途和名誉。
读读古代的史事，深感今天高度物质文明社会的人心素质，比及古代，真是相差太远。

同样观察一件错事，素质高的人就会很人性化的，很正确地处理，而素质低下的人，视若无睹，将错就错，全然不顾孔子在《春秋》中指出，社会的动乱，都是因为“细恶不绝故也”，《周易》上说：“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有意忽略小小的过失，认为小错误在所难免，何足挂齿，结果过失与错误积重难返，由小渐大，以致难以挽回。因此观过知仁，是需要智慧素质的。

上面有说观过知仁的一个典故,正好前天我在老师的博客里也说了有关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的一个小故事,有趣之极,一并贴在这里大家也乐一乐:P

猴发现狐狸在鸡圈前鬼鬼祟祟，就立刻提笔画了一幅速写。狐狸离开后，猴把速写张贴在鸡圈前的大树上。

貉、狼和虎看了，不约而同地把猴围了起来。

“你这是别有用心！”貉怒视着猴说：“看你给狐狸画的那嘴，简直与我的嘴一模一样！”

“你这是指桑骂槐！”狼逼视着猴说，“为什么偏偏画我老朋友的速写？”

   虎怒气最大，他一边将速写扯碎，一边对猴吼道：“你这是影射！狐和虎读音相近，你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猴无法申辩，它糊涂了：“我明明画的是狐狸，貉、狼和虎为何要发火呢？”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党”，人们为了生存、温饱或发展，而组成的关系紧密，互相支持的团体。最通用的党有三种，一种是乡党。因世世辈辈居住一地，而形成的互相往来，互相支持的群体。一种是政党。因为共同求真务实，利人利己，而形成的志同道合的团体。一种是奸党，因为臭味相投，共同作恶害人，共同堕落而形成的狼狈为奸的团体。这三种“党”，伴随着人类的诞生，时时存在，处处都有，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于这三种党团之外。

   孔子说：“人们各种的过错和罪恶，都是根源于他们所属的团体，观察人们的过错和罪恶，便可以知道利人利己的方法。”

     孤家寡人，既做不了大恶事，也做不了大善事，所以说，没有貉、狼与虎的支持，狐狸无法做坏事。不过，知道人们依靠团体做大恶事的方法，便会明白人们依靠团体做大善事的方法。好比一条铁路，原来用来运送杀人的枪炮，你现在想做好事，不必把铁路毁掉，反过来用铁路运送养活人的粮食，你便会成就大功。

文章引用自高老师的博客:) ： [url]http://blog.sina.com.cn/li328[/url]

罗汉师兄和老师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句,我的收获最大呢:P

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5•13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7•1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解释：
4•8先师说：“能在早晨听到自然、社会、生命与人生的终极真理，当天傍晚就死去也是可以的 (即使当天傍晚就死去也没有遗憾了)。”
5•13子贡说：“老师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但老师讲授的生命本体和宇宙自然的学说，不可能仅通过听闻学习就能掌握的，也不是我们这些学生可能掌握的。”
7•17先师说：“给我几年时间，或五年，或十年，来学习《易经》，可以避免过度的失误了。”

讨论：
“朝”读音为“招”，早晨。“夕”是傍晚。“闻”是听闻、听说。
“文章”指各种知识与技能，非仅现在的狭义概念，仅是阅读、思考与写作而已。
“性”是生命本质之义，中国古代学术中“心性”的概念，“心”是信念、思想、念头，包括人的情绪，包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人从生到死，思想与念头奔腾不息，没有一刻停息，一般人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和情绪。大多数人的一生，就在纷繁复杂、此起彼伏如同波涛翻滚的念头中度过。如电光闪烁、波涛翻涌般刹那不停的念头，构成了人的生命，而“性”是心灵思想的本源。是产生连续不断的思想、念头从而构成一生命运的主体。“性”在自然意义上，指代是来源于宇宙自然的生命的本体。“性”在道德意义上，2600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就曾热烈讨论生命的本质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有性本善论和性本恶论，还有性非善非恶论。
“天道”是宇宙自然的本质与宇宙创生并运行万物的规律的原理。2600年春秋时代的“天”的概念，即指代宇宙自然。而东汉佛教传入后，“天”的含义产生进一步衍展，佛经中的“天”的概念，除了指代宇宙时空，三千大千世界外。还指宇宙时空中存在的类似人类居住的地球一样的星球。也指代现代天文学的地月、银河星系及河外星系。我们阅读千年以上的古藉，通常必须了解文言文中一字多义的现象，以及在文化学术发展过程中，发生字义的内涵和外延的拓展与变易的情况。这也是文言文的独特魅力，高度的文字技巧，和文言字词丰富的内涵与外延，独特的空灵风格，是现代白话文无法比拟的。如果精于文言文，白话文简直稍学即会。
“大过”，并非如其它注家所释的“大的过错”。大过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十八卦，大过是大大过度之义。指时代思想、个人的思想言行的过度。失去和谐与平衡。大过卦的基本精神是纠正偏差，拯治弊病，达到阴阳平衡而中庸和谐的最佳态势。掌握处中适度的处事艺术，获得理想的行为效果。

4•8 节中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能够在早晨听到“道”，当天傍晚就死去，也不会感到人生的遗憾。
这句话要让在当时和今天的大多数人听到，都会认为孔夫子的脑袋有毛病，一辈子能活得舒服已经很不易也很不错了，有什么稀罕道理，值得用当天就死的代价来交换？

普通人极易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闲来至多搓搓麻将跳跳舞，什么“道”不“道”、真理、道德什么的太深奥了。与人生现实没有太大干系。何况人生不过百年，想那么复杂做什么？从此，我们可以了解，孔子为什么说“礼不下庶人”。普通民众的心量与眼界，只能盯牢眼前三寸光，确实不能虑及深远博大的境界。
然而稍有灵性思想的人士，恐怕都不会单纯沉浸于莺歌燕舞的幸福生活之中，而会思考到宇宙、生命与人生的诸多问题。人文学术发展，即由此热情而来。非常明显的例子，2600年前佛教的创建者释迦牟尼，本身就是帝国王权继承者。历史上百分之九十的佛教宗师巨匠，都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作为儒学宗师的孔子本人，也是贵族苗裔。中国道学的奠基人李聃，身兼周王朝中央秘书长、政治顾问和国立图书馆馆长。他们都未沉溺于自身高贵显赫的地位和夜夜笙歌的美好生活，而切实地关注现实社会与宇宙自然，探究人生、生命的意义。

请问，这个“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儒学不外是讲做人做事的道理，儒学之道，普遍而言不过是为人处世之道、政治之道、治学修身之道等等。这些现实人生的道理，怎么可能稀罕到“朝闻而夕死可”的程度？难道儒学中还有超越于人事之道的其他的真理么？
通过5•13节中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的一番话，我们了解到4•8节所说的“道”，并非政治之道，并非简单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子贡指出，文献知识和种种技能，是可以通过耳听眼看和思考就能够记忆、理解和掌握的，多读些书，多与有知识有德行的人交流，也能增长做人做事的智慧与才华。但老师所陈述的生命的本质问题和宇宙生成与运行万物的学问，所谓“性与天道”， 而是关于生命的起源、宇宙的本质、宇宙自然社会与生命发展的规律。就不可能通过如上方式来领悟，况且我们这些学生的素质是无法理解的。就有些自认“礼不能下于庶人”的味道。这也是子贡的自知之明。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知识和技能，乃至今天的高等学校教育中的任何一种专业知识和技能，都是有形的具体的，只须依靠眼耳目视听、身手模仿就可以学习掌握。
但关于生命从哪里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是怎样的？人生生于何方死归何处？人有灵魂么？诸如此类深奥神秘的问题，就不是通过耳目视听就可以领悟，至少3000年前，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者-----在秦代称为“方士”“术士”，属于道家学派--------即从事身心合一的技术体验，以冀认识和把握这些奥秘。

我们暂且不讨论那么高深的命题，就身边常见的事物浅而言之，比如中医学的经络学说和元气学说。其本质与科学机理，在目前的医学界与科学界是没有确切定论的，一般人都认为只有天晓得中国古代的医学家们如何发现了人类身体中的隐秘能量通道，如何发现这样的生命内在机制。
但是，如果愿意花几年时间，认真地科学地从事古传统养生技术的实践，将身心置于静息技术状态下，日久功深，就能够直捷体验到位。
经络与元气，是我们相随终生的身心内在机制，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如马克思对于物质的定义：“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管你相信与否，它就是一种实在。经络学说与元气学说在临床上的成功实践，使国际医学界无法忽略中医的科学性，从而无法将中医等同于古代的巫术和唯心辩证法。基于二者的针灸疗法，在国际医学界公认对于人类六十余种疾病是安全有效的。被称为“无药疗法”、“绿色疗法”、“无创痛疗法”。
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技术训练，切实地体验，中医的经络学说与元气学说的本质，不但能够拱卫我们终生的健康，而且还能够进入探究人体生命奥秘的大门。至少2600年前中国古代的道家，就运用身心统一的技术来研究人类是否能够运用某种技术，确保现实人生健康，并更进一步升华人类生命机制。十九世纪初，一代道学宗师陈撄宁先生将这样的学术定名为“仙学”。
这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两部分，尚且如此玄奥，如此大费功夫才能掌握，更不用说深奥的“天道”----宇宙自然的本质以及宇宙创生与运行万事万物的规律了，当然子贡只好说：“不可得而闻之。”不可能仅恃听闻就能掌握，也不是资质平凡的学生可以听闻的。

此外，孔子曾数度赴东周首都洛阳向后世道家学派公认的鼻祖老子李聃问礼，在孔子游历天下时，也曾数度与道家隐士们交流，他在晚年时挟数十年的人生经验来研读《易经》，《易经》的博大精深，令得饱经人世风雨，思想与经验高度成熟的孔子也情不自禁地感叹说：“给我五年或十年时间来研究，可以没有偏颇的过失了。”而《易经》首先是道家经典，自孔子悉心研究并为之作传之后，历代儒家学者也多习之。

关于《易经》的性质与价值，有孔子亲作的评语，兹录如下：
《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易经•系辞下传》第十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经•系辞上传》第十一章：“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礼记/五经解》：“洁净精微，《易》之教也，其失也贼。”

可见《易经》一书，包含科学、人文诸方面的素材，为后世学者提供现实生活与人生修养、开创事业的指导思想，尤其“大过”这一卦的精神，要求人们掌握和谐、平衡的原则，避免过度的思想言行的过失。所以说《易经》的价值，在于“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尤其对于古今中外某些具有精英思想的人们来说，若不能透彻领悟人生与生命、自然，是不能真正“断疑”而安心的。普通人只不过稍微想一下，实在无法参透，就认为高深莫测，不可企及而不再努力了，而有志于追求真理的人们，就不懈努力直至成功。
由此可见，4•8节中也说的“道”并非如以往的注家们所说的所谓“做人修身的伦理之道”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任能……”之“大同世界”的“理想政治之道”，乃是5•13节中子贡所说的“性与天道”，而孔子关于这“性与天道”的领悟，则来源于晚年对《易经》爱不释手、韦编三绝的精心研究和领悟。对于自然、生命的终极的认识和体验，是仁道修养的最高境界。
我们可以想象到，大成至圣先师在经历长久的学习与思考之后，豁然开朗，以往对人生、生命所有的疑惑几乎在一瞬间荡然扫尽，无比的信心没然而生，内心感受到一片光明、坚定而安祥。这种感觉足以快慰生平，使人产生此生不虚，即死无憾的感慨。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解释：先师说：“一个有心于追求自然、社会、生命与人生的真理的士子，一个有志于追求事业成就的人士，却以粗衣蔬食的俭朴生活为耻辱，是不值得与之讨论真理的。”
   
讨论：注意本章所讲“道”的含义，非如大多数注家所释，仅指形而上道的人生、生命、道德的“真理”而已，而当包括世间一切学术、经济、教育、政治等现实事业的杰出成就。

“士”在古代有三种含义，一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大夫贵族阶层，通常称“士大夫”；一是早期武士的专称，比如屈原《国殇》中就有“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一句，描述战士们为国浴血战斗的情形。近现代日本军事院校沿用此义，在校受训的预备役军官、候补军官，称为“士官生”；第三种义项，即《论语》中的“士”，多指有知识、有才华、有气节、有修养、有志向的人。今天的时代，一个有文化素养、有品格、有道德修养、有才艺的人，即是真正的“士”。
“而”意为“却”；“耻”意为“认为……是耻辱的”、“以……为耻辱”；“恶”读音为“饿”，意为不好的，简陋的。“足”意为能够、值得；“议”是讨论、议论。

人生有限，人的精力也有限，以百年人生有限的心力，想要从事一种事业，想要获得一种成就，就要舍弃其它方面的享受。又想超凡入圣做神仙，又想三妻四妾入洞房，是真正的幻想。
一个人的心灵时常被物质环境所引诱、转移，没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目标，没有坚强的“定力”，不能始终如一、坚定顽强地献身于理想，左右徘徊于理想和世俗现实之间，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的成就，也就无法和他谈论追求事业成功，不能与他谈论学问与真理。 这样的人，即是“礼不下庶人”的小人物。
这个不易的原则，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能完全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在理想与现实生活中不能明确而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对他而言即等于空白，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

当然，鱼与熊掌，未必不能兼得，《论语》人物中子贡就是一个典型，超凡的才华，百万计的身家财富，既是春秋工商巨子，也是名震国际的外交家，还是孔子儒学的有力支持者，为儒学的宣传和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即使在商品经济物质文明时代几乎完全渗透社会一切领域的今天，倘若真的有机会，拥有知识与才华，拥有成功的事业，住高档酒谈，穿名牌服装，可以游逸于上流社会的交际娱乐场所。展现一个真正的贵族的风采，高品质的精神追求与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完全不相矛盾，不必横加界分。
在2500年前，孔子本身也“素富贵行乎富贵”，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高品质生活，聘请学生原宪做管家，居然开出月薪小米八百斗的工资标准。孔子自己都振振有词说，假如可以合法合理地追求到钱财，就连赶马车的活儿他都乐于做。如果按000年后宋明腐儒的说法，孔子简直是离经叛道了。

但观察古今中外，能够同时享有超凡智慧、事业成就与财富的人，毕竟是少数。
我们福州市的名人-----名震世界的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具有独到的数学天才，他倾全力追求“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日夜匪懈，心无旁鹜，如痴如狂，他在私生活方面，极其低能，身无余财且不修边幅，竟至于左右脚穿着不同颜色的袜子上街，成为一时笑谈。如果要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眼光来评价取舍人物，陈景润先生可能终身寂寂无名。所幸华罗庚教授慧眼识珠，不计小节，陈先生遂以其绝高的成就，为国家民族赢得荣誉。

一个不计现实利益的人，自然是心怀大志，有不平凡的理想，在权力角逐中，极易受到来自敌对势力及专制君主的格外关注，稍有不慎，可能有杀身灭族之祸。

《史记/项羽世家》记载，范增劝项羽说：“刘邦住在山东的时候，贪图财货，宠爱美女。现在进了关，财物什么都不取，美女也没亲近一个，看这势头他的志气可不小啊……希望您赶快进攻，不要错失良机！”刘邦在身分微贱时，一贯就是一个酒色利欲之徒，但拥兵十万，攻入关中，居然没有私取阿房宫中一箱的珍宝，没有占有宫中一个美女，范增据此断定，刘邦有领袖天下的志向，是项羽集团的头号大敌，不可不早早消灭。不过在鸿门宴上，项羽一次次放过杀死刘邦的机会，最后终于把完成中国第二次大统一的伟大业绩，拱手送给了刘邦。

与此相反的例子，汉军三杰之一的萧何，则以搜刮民财的方式来保全自己，消除刘邦的怀疑。他的杰出才华与独到的生存智慧，我们截取有关史料来说明。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相国萧何，沛县丰邑人。他通晓法律，无人能比，是沛县县令手下的官吏。汉高祖刘邦还是平民时，萧何多次凭着官吏的职权保护他。刘邦当了亭长，萧何常常帮助他。
秦朝的御史到泗水郡督察郡的工作时，萧何跟着他的属官办事，经常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萧何于是担任了泗水郡卒史的工作，公务考核中名列第一。秦朝的御史打算入朝进言征调萧何，萧何一再辞谢，才没有被调走。
等到刘邦起事做了沛公，萧何常常做为他的助手督办公务。沛公进了咸阳，将领们都争先奔向府库，分取金帛财物，唯独萧何首先进入宫室收取秦朝丞相及御史掌管的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文献资料，并将它们珍藏起来。沛公做了汉王，任命萧何为丞相。项羽和诸侯军队进入咸阳屠杀焚烧了一番就离去了。汉王之所以能够详尽地了解天下的险关要塞，家庭、人口的多少，各地诸方面的强弱，民众的疾苦等，就是因为萧何完好地得到了秦朝的文献档案的缘故。
刘邦领兵东进，平定三秦，萧何以丞相的身分留守治理巴蜀，安抚民众，发布政令，供给军队粮草。公元前205年(汉高祖二年)，汉王与各路诸侯攻打楚军，萧何守卫关中，侍奉太子，治理栎阳。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萧何总是禀报汉王，得到汉王同意，准许施行这些政事；如果来不及禀报汉王，有些事就酌情处理，等汉王回来再向他汇报。萧何在关中管理户籍人口，征集粮草运送给前方军队。汉王多次弃军败逃而去，萧何常常征发关中士卒，补充军队的缺额。汉王因此专门委任萧何处理关中政事。
    公元前204年(汉高祖三年)，汉王与项羽对峙于京县、索城之间，汉王多次派遣使者慰劳丞相萧何。有个叫鲍生的人对丞相说：“汉王在前线风餐露宿，却多次派使者来慰劳您，这是有怀疑您的心意。为您着想，不如派遣您的子孙兄弟中能打仗的人都到军营中效力，汉王必定更加信任您。”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谋划，刘邦非常高兴。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陈豨反叛，高祖亲自率军到了邯郸。平叛尚未结束，淮阴侯韩信又在关中谋反，高祖已经听说吕后采用萧何的计策杀了淮阴侯韩信，就派遣使者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令五百名士卒、一名都尉做相国的卫队。为此许多人都来祝贺，唯独召平表示哀悼。召平原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灭亡后，他沦为平民，家中贫穷，在长安城东种瓜。他种的瓜味道甜美，所以社会上的人称它为“东陵瓜”，这是根据召平的封号来命名的。召平对相国萧何说：“祸患从此开始了。皇上风吹日晒地统军在外，而您留守朝中，未遭战事之险，反而增加您的封邑并设置卫队，这是因为目前淮阴侯刚刚在京城谋反，对您的内心有所怀疑。设置卫队保护您，并非以此宠信您，希望您辞让封赏不受，把家产、资财全都捐助军队，那么皇上心里就会高兴。”萧相国听从了他的计谋。高帝果然非常欢喜。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秋天，黥布反叛，高祖亲自率军征讨他，多次派人来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萧相国因为皇上在军中，就在后方安抚勉励百姓，把自己的家财全都捐助军队，和讨伐陈豨时一样。有一个门客劝告萧相国说：“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位居相国，功劳数第一，还能够再加功吗？您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至今十多年了，民众都亲附您，您还是那么勤勉地做事，与百姓关系和谐，受到爱戴。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震撼关中。如今您何不多买田地，采取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声誉？这样，皇上的心才会安定。”于是萧相国听从了他的计谋，高祖才非常高兴。高祖平叛归来，民众拦路上书，说相国低价强买大量百姓田地房屋。高祖笑着对萧何说：“你这个相国竟是这样‘利民’！”高祖把民众的上书都交给相国，说：“你自己向百姓们谢罪吧。”

然而萧何果然是不知道如何谋取利益的人么？萧何购置田地住宅必定处在贫苦偏僻的地方，建造家园不修筑有矮墙的房舍。他说：“我的后代贤能，就学习我的俭朴；后代不贤能，可以不被有权势的人家所夺取。”
    公元前193年(汉孝惠帝二年)，相国萧何去世，谥号为文终侯。他的后代因为犯罪而失去侯爵封号的有四世，每次断绝了继承人时，天子总是再寻求萧何的后代，续封为酂侯，功臣中没有谁能够跟萧何这种情况相比。

作为统治阶层的高级成员，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位高权重的萧何，勘破专制君主猜忌能臣的心理，勘破权力阶层的险恶，勘破世道人心，反用“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的智慧，让刘邦认为他是一个贪取现实利益的人，一定不会有进取帝业取代刘氏政权的志向，因而打消了对他的怀疑，君臣相安，以其洞达世事的智慧，即创建不世功业而又能经营自己和家族的现实利益，真是个真正的智者。

总之，本节告诉我们，一个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吃穿等卑琐细事，绝对是个缺乏远大志向小市民，根本不足以讨论什么道、什么真理、什么事业成就的问题。这样的人，没有真正的智慧，更不可能创建光辉的成就，这就是所谓的“礼不下庶人”。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解释：先师说：“君子对于社会人事，既不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特别倾向，也不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特别冷漠、疏远，只以恰当的原则与方式来对待一切人事。”
讨论：“适”读音为ｄí，上古时“适”与“嫡”、“適”音韵相同，互为假借。意为亲近、厚待、倾向。 “莫”意为疏远、冷淡、忽略；“义”为适宜、妥当；“比”为亲近、相近、靠近、并列。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难免会有亲疏远近，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有矛盾出现，因此在处置具体问题时，通常会因为感情上的亲疏而有所偏向有所忽视，以致更加深化矛盾。
因此孔子说，做人心胸要广阔些，不能厚此薄彼，看问题处理矛盾要公正些，不能特别倾向一方，有意冷淡一方。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兼顾双方的立场，不能一边倒。

《周易系辞传》：“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说：“天下的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忧虑？天下所有的思想都是归向同样的目标，但思考的角度与方法各不相同，根本理念一致然而却有百般类型的思想。”殊途同归于何处？百虑一致于何所？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是为着“利益”而已。《易经》的价值，就在于“利用安身”，普通人认为超脱红尘世俗的佛教，也提倡自利利他、利益众生。 再高尚的理念，充其量不过一利字而已。成全大部分人的利益，就是道义的，侵损公众利益以肥私已，就是不道德的。
从某方面说，所谓“义”之一字，不过做人做事的公道而已。所谓“义”之一字，不过是追求利益分配的公正而已，不过是追求利益的合理分配而已。要知道天下一切的矛盾都是因为利益而起，即使是社会制度的差异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对抗，其根本也不外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其间并无什么特殊的纯道德理念或立场的因素。能够明白这一点。在处理社会矛盾时，不能够偏帮一方，忽略另一方的诉求，尽量采用公平合理的调解方式，站在不偏不倚的中正立场上，促使矛盾双方的和解。这就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来处置社会事务的“为政”之道。
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是个有共和精神的人，不会狭隘地站在某个立场或某个党派集团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他能够包容所有的人，尽量团结所有的力量，以期共同创建和谐的局面。
宋明两代的知识分子，党争最烈，给予中国社会的伤害也最深重，这两代我们汉家大一统政权的统治，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低能最卑下也是腐败的，堪称中国的黑暗时代。这两代的知识分子，可以为着一些理论上的纠葛论战不休，把自己的同盟归于君子，把观念异于自己的人士归于小人属类，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不同的真理在文官政府中角逐着，而士大夫们为真理而呐喊的中国却屡屡丧师失地、丧权辱国。居然有三个皇帝被俘，使中华民族一再见辱于周边的野蛮民族。无怪乎陈同甫先生对宋孝宗说：“今之儒者，自以为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

世事无常，迁流不居。今天认为正确，明天就可能被更新，因此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礼仪都在不断地变化。可见世事并无绝对非如此不可，从某种角度说，古今世上并没有出现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绝对真理，以后的时代也不可能有，只要是符合平衡、和谐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瓦解或缓冲矛盾，达成和谐，即是符合“道义”的原则。

比如，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政权形式，绝对平均只是一种梦想，贫富分化是必然的，利益的冲突也是必然的，阶级分野是必然存在的，现代社会管理者，如何建立“损有余而奉不足”的福利制度，通过对于弱势群体的救济，尽量缓冲阶级矛盾，调和利益冲突。不至于使社会趋向动荡不安，尽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局面。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义之与比”，其作为与“道义”的原则相近了。
做不到这一点，无论标榜什么样的社会理想，政治主义，提出什么样的漂亮口号都是空虚无凭的，

时代伟人邓主席，力倡解放思想，促成改革开放，提出天下闻名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取得巨大的成就。
“解放思想”和 “猫论”是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凡事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要拘泥于理论成规。采取务实、灵活的态度，只要不违背大原则，权衡利弊，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握原则，因势制宜，只要能够获得成功的业绩，枝末细节的变通无伤大雅。
也就是说，不要执着于理论与故有的思维模式，不要忽视现实而迁就传统，当然也不可忽略传统而一味迎合潮流，而要放眼于大局，高瞻远瞩，有所为亦有所不为，选择真正能够带来长远利益的作法。能够确立这样的立身处世原则，才不愧为现代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是真正的时尚精神，同时也是仁道的修养。

宗教的信仰，本质上也是为着自身与社会的福祉，信徒们天真、狂热、狭隘、极端情绪与言行，往往违反宗教包容、和平、共和、和谐、协调的黄金原则，口头理论与实际行为的巨大差异，给人类世界增添不少笑剧。也就是违反“义之与比”的原则。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解释：先师说：“君子关注道德成就，小人物关注田产房屋；君子关注道德原则与法律规范，小人物只关注个人实惠。”

讨论：“君子”一词，在春秋时期，一指士大夫贵族阶层，比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即无论如何显赫的家族，世家的荣誉与事业，基本上传了五世，约150年，就衰绝了。
二是有才华、有品格、有道德修养的人。而本节中“君子”即取此意。不过我们今天在大多数情况下称道某人是“君子”，其词义已经萎缩到仅是“真诚守信、心地坦白的人”的地步了。
本节的“小人”指唯现实利益的小市民，尤其指唯利是图的小人物，只是道德的含义，没有阶级的概念分别。

“怀”者，思考、考虑、关注之意。
“德”，即是良好的思想、语言、行为，导致良好的结果。仅仅发好心、做好人、行好事而还没有收到良好的效应时，尚不能成就圆满的“德”。只能称为德行好而已。因此“德”之一字的古义，包含个人思想观念、言行的动机与最终效应的“因”和“果”两个方面，即如孔子注《周易》时所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因有果，合而为“德”。根据这二句来看，中国人骂人的话中，最毒的就是“缺德”二字。指责某人“缺德”即意味着此人品行不佳而必然没有福气，甚至会殃及家族乃至于“灭身”。比及此一语谶命的二字来，任何一句脏话、任何一种侮辱性的语言都是小儿科。所以我们说到“德”之一字，要充分了解到这么深刻的内涵，才能算到位了。

“土”即田产、土地，还要包括土地上的房产。我国当前的政策，土地只有两种形式，即国有与集体所有，城镇属国家所有，农村属集体所有，不管是城市还是在农村，通过使用权的形式，授权给单位所个人使用，由此，就由国土资源局发给《土地使用证》，先要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商才能进行房地产开发。建筑于土地上的房屋，再由房地产管理局发产权证。因此，在我国，房产的取得前提，是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具有年限限制，而房产没有虽无使用年限的规定。在我国，土地使用权变更，地上构筑物包括房屋之产权也随之变更；房屋若出卖于人，其土地使用权也跟随着出卖给了他人。可见自古及今，土地就是个人与国家民族生存的基础，就是财富。
在过去的千余年直到50年前的时代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民众革命，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土地而进行的。
     
“刑”之一字的含义，非如以往大多数注家仅认为是法律制度，当时“刑”与“型”互为假借字，“型”的意义是规范、原则。因此，本节的“刑”包含了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但春秋时期，还是较倾向于后者，当时的法制意识，尚在萌芽之中。
“惠”即实惠，实际的利益，。包括个人和家庭的生计与产业、私相授受的小恩小惠。

君子不见得就不考虑获得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实际利益。不过，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会不择手段地云攫取名利。而会顾及他人的利益、公众的利益，顾及国家法律和公共道德。
中国人在佛教传入以前，就有明确的善恶有报的概念。“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陈毅元帅曾强调过这个观念，希望以此警诫一些产生腐败思想的干部。而佛教的教义，恰好建立在三世因果报应不爽的基础上，于是与中国本位的文化思想一拍即合，形成中国特色的汉传大乘佛教文化。遵守法律、严持戒律是佛教的行为信条。其中法律是外在的强制警示，而戒律则是内在自觉的道德反省机制。作为一个君子，他的一切言行，都会遵守国家法律与社会道德共识，并且面对利益时能够自觉反省伸手取利时是否伤及其他人的利益，思想一下是否符合情合理合法。君子能够做到见利思义。并且一个君子治学修身，力求发挥良知良能以为自身为社会获取真实的利益。以成全自身的“德”业修为。

小人物则相反，只要能够获得利益，就不顾社会道德共识，六亲不认，锱铢必较，甚至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拼命占便宜，宁死不吃亏。中国有句古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甘冒法禁与公谴，为利益不择手段。稍微老实一点的，不过有贼心无贼胆而已。
孔子在《易经•系辞下传》第五章中指出：“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而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 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 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履校灭耳，凶。’”
翻译成白话就是：先辈们说：“小人不以没有仁德修养而感到可耻，不因为不道德的行为而感到畏惧，不见到利益就不会努力行动，不施以威摄就不能起到小惩大诫的效果；给予小小的惩罚，而使之警惕更大的错误，这是小人的福气啊。《易经》上说：‘戴上脚镣，遮住脚趾，没有大的祸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善行不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足以成就名望；恶行不积累到一定程度，不足以毁灭生命。小人以为小小的善行是没有利益的，因此不屑于去做，所以恶行积累到不可掩盖的程度，罪过大到无法掩盖与无法解脱的地步。所以《易经》说：‘戴上重枷遮住耳朵，有凶险。’”

其实法律与公共道德意识，如同锁一样，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庄子/胠箧》篇中指出，把珍宝锁在箱子里，自以为这样的防盗措施很聪明，结果入室偷盗的江洋大盗见评价主人已经为他们打了包，省去他们翻箱倒柜的麻烦，非常高兴，直截了当地扛起箱子走了，大盗们还担心箱子锁得不坚固，不利于他们搬运呢。庄子还说，世间的法律、仁义之道的说教，难道不是象锁着珍宝的箱子一样是为着天下的强盗们准备的么？庄子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这一句千古名言控诉说，偷一枚贵族的衣带钩就会被处死，但盗取国家政权的奸臣贼子却成为诸候，仁义道德与法制又何益于人类社会呢？我们披阅《庄子》、《春秋》及《二十五史》，纵观二千余年的历史，确实是如此。任是多么坚定或多么顽固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也无法指责庄子出言尖酸刻薄。

违法乱纪的人，很多都精通法律，道貌岸然的“君子”们也有不少是欺世盗名，这就是这个世界热闹非凡，充满讽刺幽默的喜剧性的绝妙之处，但是现实社会秩序还是需要法律与道德意识来支持的，因此以法律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众利益与个人权益，以道德弥补法律之不足，君子固然坚守道德立场，不会触犯法律，而小人固然卑琐贪利，也要顾及公众道德规范与法律的惩罚。比如新加坡，以严厉的行政制裁与完善的国民道德教育双管齐下来治理，成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国度。经济与文化的成就均属一流。

我们必须明白“德”即是“善恶有报”，这是自然的铁律，而非纯道德概念，建立了这样的信仰，即是建立了高度负责的人生观与社会观。以德待人，以德处事，得到成就，就是仁道的修养的圆满境界，就是为政之道的极致。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解释：先师说：“依据、放任极端自利原则的行为，会招致许多怨恨。”
讨论：“行”意为为人处世、做人做事的行为。
“怨”是他人的、公众的谴责，也包括自私卑劣心态而产生怨天尤人的情绪。
“放”读音为“访”，通假于“仿”，仿照、效仿、依据、根据之意，也有放纵、放纵之意。
把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为人处世的动机，不考虑他人的立场，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不考虑社会影响，自然会招致的他人的怨限，甚至激起公愤，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眼中只有自已的影子的人，他的思想狭隘，他的内心阴暗，仿佛举世界一切都只为他一人利益而存在，他的行为极端自私，予求予取，无所顾忌。他的品行使人人敬而远之，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卑下的心态是不可能学会自我反省的，反而认为这世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关注自己，认为他人都漠视、鄙薄自己。由此产生怨天尤人的思绪，消极一些的是自怨自艾时运不济，偏激一些的是怨恨他人进而仇视社会，病态的心理，导致心理变态的行为，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伤害他人、破坏公共秩序为乐趣的恶性刑事案例。行为人的青少年化和高学历化，令我们不得不反省我国的国民道德教育，不得不质疑我国的国民素质教育。

为人处世，仅服膺于利害原则，唯利是图必然招来怨怼；以利害缔结的联盟或情谊，难免出现怨尤。二战之后，东方世界中、苏、越之间的关系即是如此。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怕梁惠王不理解自己的用意，紧接着便晓以利害：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评论道：“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但是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在改善人民生活与振兴国家的事业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今天的市场经济是赖以建立现代中国文明的基石。
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是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可以培养企业家阶层，指令性行政关系转变为平等契约关系，公民个人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华民族由此进步到一个平等、自由、进取的崭新时代，逐渐恢复汉唐之际的雄健气象。
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是以谋利为根本动机，以追逐利润为首要法则，利欲激化扩张人类生命中的占有冲动，对人心、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作用。奸商囤积居奇，不法生产者制造伪劣商品，股票投机希望一夜之间变为暴发户，以及全民经商、全国炒股、全党谋财，都是利欲腐蚀人心与社会的表现。因为利是生命中原始的占有冲动，往往会不顾人间道德侵害他人与社会。如同过去的千年中，贪污腐败激起全社会的愤怒，导致相当多的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度产生质疑。这说明世间一切事物均有其两面性。
孔子也清醒认识到极端自私的求利心理与行为对人心社会有腐蚀作用，因此孔子指出为人处世和从事政治“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指出政府行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然而孔子认为人生而有欲，利益欲望有其正当的存在理由。孔子甚至说过“富可而求，虽执鞭之士，亦愿为之”。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一个极成功的工商巨子，孔子称赞他为珍贵的“琏瑚”。谋利而能利已济世，取利而不妨人以取怨于天下，日本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创始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曾作《论语与算盘》一书，以儒家伦理指导经营管理的商道理念，即是善例。以及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关注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以优惠政策鼓励工商企业家支持慈善福利制度，瓦解了贫富分化的矛盾，各阶级都能享受到一定的福利，因而达成利益的平衡与社会的和谐，如此的“放于利而行”，怎么会“多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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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解释：先师说：“能够做到用礼让的精神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难事呢？不能用礼让的精神来治理国家，即使推行礼仪文化的表面形式又能怎么样呢？”

讨论：
在华夏民族建立国家的早期，就形成了功成不居、推位让贤的优良政治风尚，比如尧、舜、禹三代的民主推举、逊位禅让的政治制度，道家学派的奠基人李聃在其《老子》中评论这一历史现象，以此推导人生的修养时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为后世儒道两家奉为圭臬。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真诚谦逊的精神，孔子非常赞扬吴泰伯、伯夷、叔齐等这些本是理所当然的君权继承者为国家能够得到更优秀的领袖而隐遁埋名、推位让贤的人物，
《史记/伯夷列传》篇中，司马迁写道：“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四方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这才把他放在帝王位置上加以考察试用。主持国政几十年，功绩卓著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地郑重审慎如此的艰难啊！可是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以此为耻辱，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说是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泰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
请注意“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一句，证明数几千年的古代政治家们，非常明白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等关系，国家政权的继承人无不经过各方的推荐，在各地方及中央担任职务，负责各种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政绩，经历了数十年的考验，其品德、才能与业绩获得天下的认可，然后才经过公议一致表决通过，继承国家最高统治权。可见这“礼让为国”实在不易。
所谓礼让绝非因个人情谊而私相谦让。司马迁在《史记/吴泰伯世家》中写道：“吴泰伯与其弟仲雍，均为周太王之子，周王季历之兄。季历十分贤能，又有一个贤能的儿子姬昌，周太王想立季历以便传位给昌，因此泰伯、仲雍二人就逃往荆蛮，象当地蛮人一样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以示不再继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季历果然继位，就是王季，昌后来也成为文王。”这个昌，就是周文王姬昌，是周朝政权和周文化的奠基人。泰伯、仲雍二人的礼让，不是简单地体察到父亲的心意，而是为着祖国能够得到一位真正优秀的领袖，是为着祖国的未来，而“推位让贤”。
《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载：泰伯逃至荆蛮后，自称“句（ｇōｕ，勾）吴”。荆蛮人认为他很有节义，追随附顺他的有一千余户，尊立他为吴泰伯。泰伯死，无子，其弟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仲雍死，其子季简继位。季简死，其子叔达继位。叔达死，其子周章继位。那时正值周武王战胜殷纣，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是吴君，就此仍封于吴。又把周章之弟虞仲封在周北边的夏都故址，位列于诸侯。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死。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ｚｈàｉ，寨），三子叫余昧，四子叫季札。季札贤能，寿梦生前也曾想让他继位，但季札避让不答应，于是让长子诸樊继位，总理诸种事务，代理执掌国政。
吴王诸樊元年即公元前560年，诸樊服丧期满，要把君位让于季札。季札推辞说：“曹宣公死后，各国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新立的曹君不讲道义，想要立子臧为曹君，子臧离开曹国，以成全曹君继续在位。君子评论子臧说他‘能遵守节义’。您作为长子本是合理的继位人，谁敢干犯您呢！当国君不是我应有之节。我虽无能，也愿学习子臧那样的义举。”吴国人坚持要立季札，他反而抛弃了家室财产去当农民，吴人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
吴王诸樊十三年即公元前548年，吴王诸樊死去。留下遗命把君位传给其弟余祭，目的是想按次序以兄传弟，一定要把国位最后传至季札为止，来满足先王寿梦的遗愿。而且因为兄弟们都赞赏季札让国的高风亮节，大家都想把国君之位让给别人，这样就能依次渐渐传到季札身上了。季札被封在延陵，因此号为延陵季子。
公元前544年，季札代表吴国出使鲁国，他要求鲁国宫廷举办一次礼乐歌舞晚会，当他欣赏到据说是夏禹时代所创作的歌舞《大夏》，说：“很美啊，为民辛劳而不以有德于民而自居，除了大禹谁还能做到呢？”当季札说这句赞美夏禹谦虚平易、不自居功的话的时候，政治权力倾轧愈演愈烈，世界已经很不平静了。
季札离开鲁国到齐国时。评估了时局后，就劝告晏平仲说：“你快些交出你的封邑和官职。没有这二样东西，你才能免于祸患。齐国的政权快要易手了，易手之前，国家祸乱不会平息。”因此晏子通过陈桓子交出了封邑与官职，所以在栾、高二氏相攻杀的祸难中得以身免。
公元前531年，王余祭死去，其弟余昧继位。公元前527年，王余昧死，想传位于其弟季札。季札避让，逃离开去。于是吴人说：“先王有令，兄死弟继位，一定传国给季子。季子现在逃脱君位，那王余昧成为兄弟中最后一个当国君的人。现在他死了，其子应代其为王。”
于是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就这样，吴国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传统就此结束，代以父死子替的惯例。
但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一直认为：“我父亲兄弟四人，应该传国传到季子。现在季子不当国君，我父亲是最先当国君的。既然不传国于季子，我应当继承我父亲当国君。”他在暗中结纳贤士，想以之袭击王僚。
公元前514年春季，吴王僚想借楚国国丧而攻击之，派公子盖（ｇě，葛）余、烛庸带兵包围楚国的六（ｌù，陆）、灊（ｑｉáｎ，前）二邑，派季札出使晋国，来观察诸侯的动静。谁知楚国派奇兵绝其后路，吴国军队被阻不能回国。吴王僚平常对公子光是很好的，但这时吴公子光不感念这些兄弟情谊，并且也不屑于先祖礼让为国的风尚，他说：“此时机不可失。”他对勇士专诸说：“不寻找就不能得到。我是真正的国王后代，应当立为国君，我正是要追求这权力。季子虽然回来，也不会反对我的。”专诸说：“杀死王僚的条件已经具备，国内只有他的老母幼子，而他两个弟弟率兵攻楚，被阻绝了归路。现在吴王境外被楚国所困扰，国内没有刚直忠诚之臣，他拿我们没什么办法。”公子光说：“我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祸福与共。”
公子光把甲士埋伏于地下室之中，然后请吴王僚来宴饮。专诸将匕首藏于烤全鱼的腹中伪装上菜，闪电般从鱼腹中取出匕首刺死吴王僚。公子光成功地自立为吴王，就是吴王阖庐。阖庐任命在这场阴谋政变中牺牲的专诸的儿子为卿。
    季札回到吴国，说：“只要对先君的祭祀不废止，人民不至于没有国君，社稷之神得到奉祀，那就是我的国君。我敢怨责谁呢？ 我只有哀悼死者，事奉生者，来对待天命安排。祸乱不是自己制造，就应听从新立之君，这是先人的原则啊。”于是季札到吴王僚的墓上，汇报了自己完成外交任务的经过，痛哭一番之后回到朝廷中自己的位置等待新君之命。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与伍子胥、伯嚭领兵征伐楚国，攻取舒邑，杀了吴国逃亡的公子也就是吴王阖庐的堂兄弟盖余、烛庸。
公元前505年春，阖庐之弟夫概趁秦、越两国军团同时打败吴兵，吴王阖庐又滞留楚国，就跑回吴国自立为吴王。被吴王阖庐击败后逃往楚国。楚昭王在本年九月返回郢都，把夫概封在堂溪，就是堂溪氏。吴王阖庐的儿子就是吴王夫差，夫差与同时代的与越王勾践、郑庄公姬寤生一起，掀起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公元前500年，孔子摄行鲁国相事，成为鲁国政坛上的权力人物之一。这时“礼让为国”的精神已经消失了。各诸候国内部尔虞我诈、阴谋政变层出不穷，从此之后，即如柏杨先生指出的：“父母夫妇和兄弟姊妹儿女，在忠孝仁爱礼教喊不绝口之下，为了淫欲或继承，而互相猜忌陷害，互相残杀吞食。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个王朝比一个王朝更穷凶极恶。”这就是孔子所谓“礼崩乐坏”。
从《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记述的从以礼让贤到兄弟衅于墙的事实，可知春秋时代，国家公权力就已经变成一件令人丧心病狂地抛弃亲情、友谊与道义的魔器，孔子因此回忆往代优良的政治传统，往代的文化精神，十分感慨地说：“如果不能以礼让的精神来传递国家政权，那么，所谓的道德文化精神，又能拿这个世界怎么样呢？”

帝王世家是如此，作为国家臣子，宋明两代文官们的党争，也是如此，参与党争的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荒谬的是，军人们为着国家的尊严喋血奋斗，沦陷区的百姓日夜盼望回归祖国，而“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文官们居然却仅仅是为着形而上的概念而争吵不休。中央政府舞台上走马灯似的进行着权力的角逐，权力倾轧的后果，国家精英尽殁，元气耗竭，内忧外患，最终灭亡，造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两个最为黑暗的悲剧时代。令我们深深有感于上一节“放于利而行，多怨”。
回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号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战友与同志之间的阶级斗争，给现代中国造成的影响，以及今天“愤青”们对于国家大事不负责任的攻讦、批评，反观此节的内涵，确实耐人寻味。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14•30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15•19子曰：“君子病无能也，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15•20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1•1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解释：
4•14先师说：“不必忧虑不能得到理想的社会地位，而要忧虑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地位需要确立何等的品格与才能。不必忧虑社会不了解知道自己，而要力求建立自身具有值得社会认可的道德品质与真才实学。”
14•30先师说：“不必担忧社会不了解自己，而要担忧自身不具备值得社会了解的才能。”
15•19先师说：“一个有修养的人，只忧虑自己没有才能，不忧虑社会不了解自己。”
15•20先师说：“一个有修养的人痛恨的是一辈子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德行与才华。”
1•1虽然自己的才华不被社会所了解，但不会怨天尤人，不也是君子的涵养吗？
1•16先师说：“不必忧虑他人不理解自己、社会不了解自己，要担心自己不具备了解他人与社会的智慧。”

讨论：上一节说到“礼让为国”的精神，叙述春秋时代吴国的历史，从吴泰伯的礼让到公子光与夫概为夺取国家统治权而兄弟阋墙、同根相煎。反思历代以来，无论封建皇室，还是政府臣僚，都为着名誉与利益、权力上演无数的笑剧。即便是今天自由公民身分的“愤青”们，谈论起国家大事，攻讦讥刺无所不用其极，看待政治好比一付吃大饼般容易的样子，仿佛国家交到他的手中，就会别开生面，个个一付怀才不遇的样子，不过，若时代赋予他机会时，不知道他的作为，能够比王安石、张居正这些前代的贤臣强多少，或者比王莽这样的腐朽人物更卑劣多少，不自量力地拼命搏取与自身才能不能相应的地位，不自量力极肆浅薄的言论，是极其天真幼稚的作为。其结果都是使家国天下陷于混乱动荡的危难之中。都是不合于“礼让为国”的精神的。
今天的年青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竞争”二字，可以了解生存环境的紧张，同时也可以了解人性好争的一面。历史上许多人物无所不用极其争到权力的宝座，但其能力不能与权位相当，最终归于失败。今天我们年青一代为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公平竞争，必须了解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定位，以及自身素质与理想定位之间的对比度，自己的才华与实力，是否能够承担理想定位中的责任与义务。
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必须了解自身的才华，是否有值得社会认可及信任的能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证实自身的实力，必须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德性、才能的培养，具备足以胜任某方面事务的素质，而不能单方面奢望社会对自身的了解。
《三国志》中记载，庞统刚刚投靠刘备集团时，刘备没有赏识他，只让他到耒阳县担任一个小县令而已，张飞巡视地方时，发现耒阳县令庞统耽于酒乐，不理县政，事务积压情形惊人，立刻召唤并当面责备庞统的渎职懈怠，孰料庞统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一县政务么，非常简单。于是当着张飞的面，召唤相关人员，果断处决一应事务，迅速地将数月积累的事务全部圆满解决。张飞立刻刮目相看，向他道歉，请求原谅自己的失礼，并且向刘备引荐庞统，当刘备任命庞统担任军师时，庞统才慢悠悠地掏出一位名人的推荐信，刘备等惊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早些拿出这封推荐信？庞统傲然说，他就是想依靠自身的能力来彰显才华，并不想过分沾某名人的光。这位庞统先生，就是极富能力而自信的人物，怀才不遇时，也不颓废怨尤，一旦机遇来临，就立刻发出光芒。我们立身处世，也当培养这样的能力与自信。

我们对比其他的五节，可以发现孔子经常就“成功机遇”与“素质”作讨论，很明显的，孔子要求自己和学生必须首先考虑培养自身的能力与才华，反省自身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性的了解。
孔子一方面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所应痛心疾首的是自己不能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一生汲汲无名，与草木而同朽，国家社会，也因此失去一个人才，确实可惜。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成功机遇不可捉摸，怀才不遇、时不我予也属平常，立身处世，关键要有一颗雄健康强的心灵。只要自身有德性，有才华，不辜负父母亲族、师长朋友的扶持，就可以认定自己此生确实问心无愧于祖宗父母，问心无愧于家国天地，也问心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君子怀德，所谓成功，也不过就是一个机遇而已，不必再有任何怨天尤人的负面情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虽九五至尊而超然燕处，即布衣陋巷亦不觉卑微，也是一种东方人生智慧的成就。

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概括，看来也是他和学生经常谈论的问题，是他立身处世的基本态度。这样的人生态度，对于今天在拥有16亿人口的中国图谋生存与发展的年青一代人来说，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孔子一生怀才不遇，连他自已恐怕都没有想到身死百年之后，他的思想对于东西方世界造成永久性的广泛影响，而他的后代子孙，也因为他巨大的文化精神成就而获得全世界各国朝野普遍的尊敬。
当然孔子是不满意于自己一生的成就的。《礼记》中不止一次地表露了时不我予的遗憾。但在我们后人看来，立德、立功、立言，孔子全都成就了。
孔子的成就，不是以一时挖空心思、急功近利的势利投机而造成数年或一生的几十年间如同空花泡影般的所谓现实“成就”，而是照耀人类精神世界而与人类文明历史共永恒的成就，这份“内圣而外王”的伟大成就，是凭着他的数十年的实力而铸就的。这就是孔子何以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大成至圣先师的理由，也是他何以有资格承受千秋万世的崇敬的理由。大成至圣先师的伟大思想，大成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与光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取代和超越。这样的成功，是对现实人生负责、对国家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成功，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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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5•3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解释：
4•15先师说：“曾参啊，我的学术思想，我的人生修养，是以一个原则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曾子的学生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人生修养之道，只是竭诚与包容罢了。”
15•3先师说：“子贡呀，你认为我是个广泛学习而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么？”子贡回答：“是这样的，难道老师不是这样的人么？”先师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的人生学问修养，以一个精神原则，以一个信念贯彻始终。”

讨论：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曾参二十四岁。孔子的天才学生颜回病故，天资不甚聪颖但是勤奋成器的曾参就成了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之一。是孔子的重点培养的一名弟子，而曾参的表现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当着老师的面开宗立派，构建了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并且拥有自己的学生。至于是曾子帮助老师开设分设或干脆自己兴办私学，还是就在老师兴办的学校中另设一个教研组，担任教研主任或者一名班主任。就不得而知。不过孔子对曾子的期许，是明显的。
本节的场景，发生在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曾参二十六岁。孔子七十二岁，孔子来到曾参的学校或者由曾参负责的教研组中，三代师生进行了广泛而融洽的思想交流，最后，孔子对曾参总结说：“曾参啊，我的学术思想，我的人生修养，是以一个原则贯彻始终的。”
曾子追随、师事孔子多年，师生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对这一句话中所蕴含的精神深有体验，真正博大的思想与胸襟，真正诚挚深沉的感情，不可能完全用语言来表达的，因此曾子仅能回答说：“是的。”这可能是一代伟人对于他心爱的学生曾参的最后一次教导，也可能是孔子和后辈们最后的一次广泛交流。次年，即公元前479年，一代人文巨星默默殒落。但在百年之后，中国完成了伟大的第二次大统一，他的创造力，他的热情，他的智慧，终于焕发出灿烂无尽的光芒。

孔子向曾参传达了他最重要的人生学术修养精神，“一以贯之”，也可以称作“以一贯之”。即用一个精神原则来贯彻人生百年始终的修养。
人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人应该为什么而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人生应该追求什么？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孔子对曾参说，我用一个原则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思想的人，毕竟不同于乡下放牛娃，放牛娃的生活目标不过是放牛卖钱盖房娶妻生子，生下儿子继续放牛过活。农人的生活也不过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混混沌沌太太平平地活一生，也是很不错的。
然而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中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以及当代所有有精神有思想有热情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注定不会那样平静无澜，宿命决定了他们要以他们的生命为后世留下光辉灿烂的传奇。就象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宿命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如一泓秋潭般清澈死寂。这样的宿命，决定了人生必须建立坚确的信念、拥有高度的智慧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
古中国的生命理念，认为人的生命与自然是合为一体的，人的生命节律应当符合自然的规律。认为宇宙自然之中，有着类似物理学中“力与力之间是相对的”的因果规律。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的生命之间，都存在这样的规律，因此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力求个人心身生命的健康、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和谐交流，形成中国人的“人天合一”的“道学”。
所谓的“一”，孔子晚年习《周易》，甚有心得。就是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因果相返”的规律，赢得生命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孔子所作的《周易系辞传》、《序卦传》、《杂卦传》等著述。是孔子晚年的学术纯粹而精华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的学术思想，曾参取而著《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意谓真正博大的人生学问，在于开启人类本具的光明德性，在于亲附民众的共和精神，在于使生命达到至善的境界。
《大学》中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次序，是上至领袖人物，下至平民百姓，都以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次序来进行人生的学习的。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
因此，《周易》与《大学》，要求人生的学习与修养，必须具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贵在求真求实，人文精神，或者称为道德精神、宗教精神，是人类真诚敦厚的感情。结合二者，即是博爱、仁义、慈悲与智慧、技能、力量。
任何时代，任何个人，想要拥有真正的生命成就，都必须拥有这样的修养。当然，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形式，即如宋代程颐作《周易序》中所说的，古今中外东西方世界的思想，天下的学说，拥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分散开来条条缕叙，则有千差万别的概念；统合总结其中的规律与精神原则，则没有差异，都是为着追求现实人生的利益、社会的福祉，追求生命的终极真理。所谓“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其精神原则确实是“一以贯之”的。

真正确立一种人生信念，是比较难的，确立了信念，坚定不移地用一生的生命去实践，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境都不改变，更是困难的。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圣雄与英雄们，都以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奋斗到底而致成功的。孔子本身也不例外。此所谓“一以贯之”

因此若问孔子一生坚持的原则，“一以贯之”的精神，也就是他对于人生与生命的信念何在？他以如何的原则来为人处世？
我们可以回味本篇中的一些章句，来寻找作案：
4•1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上述一系列人生信念的提出，其实基于一个孔子深遂而究竟的生命智慧，他了解怎样做对生命是最好的选择。他确定了自己的选择之后，就坚决不改变，并用一生的生命去证明。他雄健庄严、光华灿烂的生命成就，从古及今，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孔子与学生曾参，和曾参的学生们，愉快地交谈过之后，告诉曾子说，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人生的真理，生命的意义，不过就是以确定一个原则精神，然后用一生的生命去努力证明罢了。
就如15•3节中的提示，孔子回答子贡说，我的学问修养，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积而已，而是从自然科学知识和史学、哲学、文学等人文知识的积累中，探求自然、社会与生命发展的规律，建立信念，并始终坚持。天下所有的学术，无论自然科学或者是人文科学，也不过就是发源于一个“道体”。古今中外的知识与经验虽然纷繁复杂，浩瀚烟海，但其中贯穿着一条“普遍联系、因果相返”的铁律，为学修养的目的，就是领悟这个规律，并且借用前代的经验来指导自已的现实生活，为自己，为社会开创美好未来，这就是古中国人生学问修养的终极目标。曾参回应道：“是这样的。”师生应答之后，孔子结束了与两代学子的讨论，转身出门了。
曾子的学生们，年纪轻，阅历浅，学识不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老师和太老师这一番简略应答的深厚内涵。就问老师曾参道：“太老师所说的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呢？”“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来贯彻人生始终的修养呢？”“这个‘一’所指为何呢？”曾子很明白这些小年青们知识程度、天赋器识与人生经验还没有到达可以了解的程度，于是就告诉他们说：“太老师的人生修养之道，其实不过是竭诚、宽容而已。”

竭诚不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而是真诚地付出努力，尽心尽力的作为。
包容就是可以包涵他人的批评甚至是攻讦，可以宽恕他人的过错，恕者“如、心”，想想自己，再替他人想想，就是推已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同此心，事同此理，恕道的精神，就是“共和”的精神，就是体谅他人、理解他人、了解社会与人性，以雍容大度的胸怀来创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精神。
能够做到这两点，至少可以在个人与个个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和谐、融洽、诚信的关系。至少为人处世之道的“文章”，可“得而闻之”，并且成就人生品德的修养。
至于深奥博大的“性与天道”，那是另外一码事。曾子的天才同学子贡尚且不可能领悟，这些年青学浅的子侄辈学生们就更可能不能够领悟到位的了。
因此，曾子因材施教，只告诉他们一个次一等的人生修养原则----竭诚、包容。人人都坚持以这样的精神原则来做人做事，可以成就个人的道德。可以创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此所谓上学而下达，最高尚的人生学问，应当在最基础的平台上进行实践与证明，才能达成理论与实践的相契合相辉映。这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一件极难得的事了。



最后，再总结一次曾参的个人资料：
曾参，字子舆，史称曾子，战国时期鲁国南武城（今平邑县魏庄乡武城村）人，曾点之子。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国贵族的后代，但在他父亲一代，已经穷困潦倒，靠种田与打柴为生。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顺的德行出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十月十二日，曾参生于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一说为今平邑县魏庄乡武城村)。是年，孔子四十七岁，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据杨伯峻所著《论语译注》载，曾参卒于鲁悼公三十二年、齐宣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35年)，享寿七十一岁。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曾参十六岁。奉父命至楚，从学孔子门下，他并非十分聪明，以致孔子说：“参也鲁。”但由于他刻苦学习，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加之有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成为孔子最负盛名的学生，被后人称之为“宗圣”，是儒家思想奠基人之一。史有孔、孟、颜、曾儒学四巨匠之说，其中的曾，即指曾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曾参二十二岁。随孔子自卫返鲁。《孔子家语》记有，他“敝衣而耕，常日不举火”。并拒绝鲁哀公赠送的食邑。��

他整理孔子的理论，他的学生们又广泛收集孔子和曾参等前辈师表的言论，结合而编著而成了不朽的著作《论语》十二篇。时至今日，人们研究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仍然要把《论语》当作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曾参所著《大学》一书，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成为封建社会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他在《大学》中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大纲领和“格物、致知、诚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准则，成为后代理学家讲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参作《孝经》，主张对于老人厚养胜于厚葬。丧事只要心诚且符合礼仪就行了，不必追求排场。父亲曾点去世，曾参没有大操大办，是“厚养薄葬”的典范，汉代王符在《论侈葬》中说：“南城之冢，曾子非不孝。”《孝经》主张儿女当常怀父母劬劳养育之恩德，不当因时间流逝而淡漠。“孝道”的思想，对于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孝经》在汉代被列为“七经”之一，也是儒家“十三经”之一。
   
��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曾参二十七岁。是年，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岁。孔子临终将其孙孔鲤之遗孤子思托付于曾参。曾参为孔子守墓三年。
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曾参三十八岁。武城大夫聘曾参为宾师，设教于武城(今山东平邑城南40公里曾子山下) 鲁悼公十一年(公元前456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曾子皆不应命。��
鲁悼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46年)曾参六十岁。与子夏、段干木等设教于西河一带。��
鲁悼公三十一年(公元前436年)曾参七十岁。是年，曾参有病卧床不起，还不忘对学生进行训导。
鲁悼公三十二年(公元前435年)曾参七十一岁。一天夜里，病危中的曾参，突然想起身下铺着一领华美的席子，是鲁大夫季孙氏送给他的。他认为，自己一生没做到大夫，不应铺大夫的席子，于是就招呼儿子们把席子换下来。没等换上的席子铺好，他就死了，终年七十一岁。葬于嘉祥县南武山西南的玄武山下。

《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叫“曾参杀人”的故事：“昔者曾子处（居住）费（鲁国境内的地名），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 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读音zhu四声，织布的梭子）踰（同‘逾’）墙而走。”大意是：从前曾子住在费地，当地有个和曾子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子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曾子的母亲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若无其事地（继续）织布。过了不久，又有人说：“曾子杀了人。”曾子的母亲还是若无其事地织布。不久，一个人又告诉她说：“曾子杀了人。”曾子的母亲害怕了，丢下梭子跃墙逃跑。在多次的投诉下，亲娘都会被蛊惑，以至怀疑自己儿子的德行，可见人言可畏。这里，也可以看出确立一个人的信德，能够取信于人，是多么的难!

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解释：先师说：“有修养的君子只讨论是否符合道义的原则，小人物只讨论如何谋取现实利益。”
讨论：喻通假于谕。告知、讨论、理解、明白之意。二字后来有了分工，在比喻的意义上用“喻”，在告知与讨论意义上用“谕”。
所谓“义”，我们必须一再重复，“义”是适宜、恰当之意。不是一个纯道德的概念，而是基于生命与生命之间固有的因果相返的客观规律提出的尽量达成双赢的利益原则。
我们面对利益取舍时，能够念及自身言行对于他人的，对于社会以及历史的影响，谨慎小心地处理任何一件事务，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大家皆大欢喜。例如：胡庆余堂的成功，北京同仁堂的成功，先施企业近百年的业绩。这就是“义”。如果侵害到他人的利益，就是不“义”，不义的后果，孔子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占到一时的便宜，却给家族、给后代子孙造成了麻烦。这是在佛教东传中国之前，我们中国人就有的因果报应观念。是一种客观规律，并非纯道德的乌托邦式的理念。
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说：“求名当求万世名，计利当计天下利”。中国有几个千百年来始终保持荣誉的家族，比如山东孔府、山东孟子的家族、江西张天师家族，北宋范仲淹的家族，这些世家大族历千百年而不坠的荣耀，是先祖在“因果相返”的智慧原则指导下，有时故意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策略，甘愿牺牲自己一生的现实利益换来的。比及那些不择手段谋取现实功利的小人，如秦桧、汪精卫等小人物身败家亡的例子，形成鲜明反差。可见祖先的生命智慧，看似不现实，实际上现实得很，为自己的家族，为国家社会都谋求到了极大的利益。他们的精神，永远照耀这个世界。这样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

与此对应的，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其实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并未把“义”与“利”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让后世人作二者不可得兼的选择。而是参透人天之际的规律，巧妙运用这客观规律去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已。真正的利益，就象佛教所说“自利利他”、“自他两利”，至少是自利不损人。这就是“义”真正有古传统思想的人，如果认为自己的选择可能损伤到他人的利益，就会自动放弃。这就是“义”，甚至于“舍生取义”。那真是圣雄与英雄的情怀与作为了。正由于这样的传统思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圣雄与英雄的国度。一个文化礼仪的国度。一个拥有真正可以领袖世界人类的智慧的国度，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充分了解列祖列宗的生命智慧。要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明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建立起真正的信心。

君子不是羞于言利的。始于宋明“腐儒”、“小人儒”的腐朽不堪的“有贼心无贼胆”的传统扭曲心态，往往造就中国人的虚伪心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该做的贡献要做，该得的利益也照样要问心无愧地获取，将自身合法所取的利益，回馈于社会，就是既“喻于 义”的同时，也“喻于利”。鱼与熊掌，二者兼得。
　　有了正确的“义利”观念，利益二字就不会像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魔鬼就趁机逸出扰乱人间，天下不得安宁。
    以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就是“道义”。比如，资本家捐助政府的民政福利与社会慈善事业，他的企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得到了政府的优惠政策，企业的声誉带来企业的成功，成功的企业因此更多地支持政府或民间的福利慈善事业。社会弱势群体得到了适当的照顾，贫富分化的矛盾得到了缓解，阶级矛盾无形中被瓦解，社会自然就稳定和谐了。如果都如葛朗台、怡顺哥般唯利是图、敛财无厌、一毛不拔，即是“小人喻于利”的恶劣典型，翻翻史藉，我们发现，小气鬼和奸宦灸手可热的富贵荣华，通常只是一瞬之间，连五世都撑不到。子孙后代不能容身于天下，这样的现实利益，要来有什么用？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解释：先师说：“见到品德好的人，看到好事，就要努力看齐，见到不好的人与事，就应该
自觉向内心进行自我反省。”
   讨论： 纵然不能学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拾垃圾，为中国人保护环境，至少也要做
到不要随手乱扔垃圾，更不要随地吐痰。纵然做不到象德国人那样，主动收集生活污水再度
利用来冲厕所，节约水资源，至少做到随手关水龙头，不要随便浪费水。纵然做不到日本、
韩国公民的彬彬有礼、温柔敦厚，至少也不要在国外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令人侧目。
一定要认为外国人是在多管闲事，自作多情强揽中国环卫工人的职责，就你捡几个垃圾，改善不了环境的脏乱差；一定要认为一吨水不过几角钱，那么认真做什么，人人都一样用，不差你节约的那一点。小市民与乡野愚夫愚妇的心态与风格，造就中国人今天的社会环境和海外声誉。
中国游客在国际上的恶劣名声，都是自己造成的。中国公民的低素质，都是自己放纵出来的，中国社会的恶俗气氛，也是自己“小善不为、细恶不绝”而造成的。
中国人可以默认、容忍恶劣的人与事，偏爱嘲讽有心为善的人士，批评敢于挑战恶俗的热情与勇气。并将这种精神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正是因为是非善恶观念的麻木，因为盲目从俗的懦弱造成。
须知为人处世，人生修养，是需要道义的勇气与热情的。见贤思齐并非被动地袖手旁观、欣赏、赞美、羡慕，而是要尽切身学习与效仿；风不贤而内自省，并非慷慨激昂地批判声讨不良品行，而是反思自身是否与之相类的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老子》第二十七章中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可与此节相得益彰。好人好事固然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坏人坏事也可以成为对照自己的镜子，供我们反省借鉴。
　　歌德所著《浮士德》中，恶魔靡非斯特非勒斯成为浮士德博士追求真善美的生命境界的引路人。他的恶劣扰乱，他的阻碍破坏，非但没有障碍浮士德浮士德对人生理想的不断追求、反而激发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善与恶，美与丑，积极与消极就是这样相生相克，相辅相成。
　　从善如流、反求诸已、三省吾身、过勿惮改。就是古中国人的人生信仰，就是古中国人的宗教精神。
精神文明的建设，应当首先建立在培养国民自觉的个人道德反省的内在精神机制上。并非莺歌燕舞的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或者认为读几本古文经就能了事。不能培养一颗善于反省的心灵，那么，正如以前的章节中所述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什么文化教育，什么艺术修养，什么精神生活，什么法制意识，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皆是隔靴搔痒，搔不到痒处。

4•18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解释：
4•18 先师说：“侍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表达正确的意见来劝说。见父母心意不愿听从，或者自己的理想与父母的期望不能相符，仍然要恭敬服侍而不违逆冒犯，为父母操劳、忧愁而没有怨恨的情绪。”
    4•19先师说：“父母在世，没有特别的理由不可远离家庭涉足远方；如果不得已要出远门，也必须要妥善安置好父母的生活。”
    4•20先师说：“经过许多年都不会改变父辈的优良教导，可以说是有孝德了。”
    4•21先师说：“父母的年纪与生日，不可不知道并且常记在心。一方面即为自己能侍奉长寿的父母而高兴，一方面又担忧年事渐高的父母的健康，恐怕父母与自己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多了。”  

讨论：
“几”是轻微之意，引申为婉转、温和。“方”是指正当理由。
2500年前，道家学派巨子庄周在他的《庄子》中说，不小心踩到路人的脚，要就马上连声说对不起，并且惟恐自己踩伤了他人。但如果不小心踩到父亲的脚，就可能连一声对不起都不会说，更不用说什么惟恐损伤了。人与人非常亲近的关系，反而忽略了表面化的礼节。
庄子斯语意在批判当时已经泛滥的虚有其表的繁文缛节，并不能代表人类自然而真诚的情感。
不过，不论是否读过这段话，我们知道2500年前，儿女辈就有因为血缘至亲的关系而忽略父子之礼的情形，这所谓的父子之礼，并非儿女见到父母亲的身影，就连忙象弹簧一般从沙发上或座椅上跳起来，躬身致礼甚至于跪叩。而是子女在与父母交流时，必须要掌握技巧。
4•18中提示说，人没有不犯迷糊的时候，父母也是如此，我们做子女的从小到大，调皮捣蛋，成绩不佳，不见得少让父母忧虑烦恼。现在我们成人了，也不见得永远不会犯错误，我们犯了错误时，希望他人谅解，同事与朋友，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基于礼节、道义与友谊给予谅解，将心比心，父母有不对的时候，也是如此，不可以因为血缘至亲，就忽略礼节，忽略人类的心理。随意地埋怨与批评。使老人感受更多的精神痛苦。
有智慧的子女，会委婉、仔细地为父母作分析，如果父母因为虑及面子或者利益，一时不愿意改变错误立场，我们必须将心比心地了解到父母或有不得已的苦衷，要耐性地，一次次见机行事地给予劝导，不但不要对父母产生任何的忧怨思想，还要一如既往地遵从父母在其他方面的合理要求，侍奉父母，或者为着减轻父母的失误后果而权宜设法、努力作为。
此外，“见志不从”的另外一个含义，提示子女的理想、想法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难免有相矛盾的地方，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有时不免不符合子女的理想，坚持理想是重要的，但也要顾念父母的想法与感情，顾念父母十数年劬劳养育的恩德。须知最高尚的道德行为，是基于人类最基本的德性，乌鹊反哺，羔羊跪乳，动物都能够出现类似人类孝敬父母的行为，更何况我们身为万类之灵长的人呢？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世界永远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理想而改变，父母也不可能永远陪伴我们走过一生，而这一生我们第一位需要报答的，就是父母亲。
如果能够成全父母合理的意愿，成全我们身为人类的基本德性，应该考虑为人子女如何报答父母为我们付出的辛劳，可以延后处置自己所谓的理想，当即成全父母合理的心愿。不要让日渐年迈的父母此生遗憾。

我们必须了解一个逻辑：为人子女者为自己的父母都做不到一点点的付出，不能够保全生命中自然的最基本的孝德。而能够牺牲自我，追求什么伟大成就，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那绝对是夸诞不经的自大狂呓语，因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作为，根本违反了自然之道，根本违反了人性。
4•19节中，另外告诉我们，追求远大理想，是重要的。但是不可不顾念父母年迈失养的痛苦。不可不顾念儿行千里，父母忧疾而殷殷思亲之苦楚。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一是说父母年迈，没有特别的理由，尽量要亲侍父母以终其天年。当然，响应国家征召服兵役是个例外，为国家履行国民应尽之义务的正当情由就是所谓“游必有方”的“方”，为国防建设而不得已暂时放下个人一室之私，远离父母乡党，承担公民应该承担之责任。即使如此，也要尽量地为父母的生活作妥善的安排。尽可能的情况下，也时时通讯以慰亲思。
某些激进的所谓革命思想家们认为“父母在，不远游”仅是“先秦儒家关于‘孝’字道德的具体内容之一。认为这是历代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手段，用这个孝字原则去约束、要求子女为其父母尽孝。以使得人民失去抗暴革命的精神。并满怀豪情地批判道：“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孔子就特别强调‘孝’……要求子女从内心深处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绝对服从父母，这是要给予批评的…… 这种孝的原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这种极左偏激而无知的思想，丝毫不懂得人类本有的最基本的恩义与感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孝子”，是父母象古代的儿子孝顺父母一样孝顺自己的儿子。与传统敦厚质朴的家庭伦理是完全相反的。狭隘激进主义者在对传统文化信仰极肆狂吠之时，全然泯灭人性二字，也不虑及一言之下，破坏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信念。与蓄意歪曲利用传统文化思想的封建统治者一样，狭隘激进主义者无知而愚昧地摧毁并污辱了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经过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数度“革命”，仗义相助、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等优良传统淡漠无闻，官本位、特权意识、重男轻女、鬼神道等封建糟粕则依然如故甚至于今为甚。
1•11 节中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先师说：“父辈在世，可以观察人子的思想与志趣，是否能够遵从父辈优良的教导；父辈离世后，可以考察人子的行为，是否能够坚持父辈优良的传统；为人子者无论多久都不会违背父辈的优良教育，这样可以说是尽到孝道了。”4•20节中强调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强调孝的精神，并非狭隘的没有生育子女以延续家族香烟的所谓“无后为大”，乃在于优良家教精神的传承与发扬。父母不能教育好子女、子女的为人处世不能坚持父辈良好的教导，都是不符合于孝道精神的。即如孔子所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世家望族的子女辈不能继承家族的精神，延续家族的光荣业绩，是真正的“无后为大”。无法面对列祖列宗。
哲人哈吉•阿布巴卡•伊芒亦有言：“谁拒绝父母对自己的训导，谁就首先失去了做人的机会。”

父子的缘分是极为深厚的。今天的父母就象传统的父母一样，对于儿女的生日，往往是记得很清楚的。不过今天的子女对于父母的生日和年龄，恐怕大多不能记忆。有时想起清代名人纪晓岚写信对儿子说，请你就象我们二老当年养育你那样，照样还给我们那三年乳哺的时间就行了。恐怕今天不少父母如果读到这句子，都会生出一丝悲凉的心情。
所谓“父母之年”是指父母的岁数，更精确周到一点还指父母的生日，孔子说父母的岁数甚至生日，“不可不知也”。做孩子的应当知道。逝水流年，人生不永，为人女子，知道父母的年龄多了一岁，寿又添了一岁，内心非常高兴可以侍奉长寿的父母；但同时也了解父母一年一年的老了，内心非常紧张害怕，父母年岁越高，距离人生的终站越近，为儿女与父母相处尽孝的时间也越短，生怕父母突然间离开。一旦离别，不知何时何地能够重逢相亲。这样相互矛盾的心理就是至诚的孝心。
　　　今天不少子女自立门户与父母分开生活，平时尽孝的地方较古人已少了许多，尤其经济条件好或者能够享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的父母，多半已不需要子女赡养，但人类的心理，年老父母所期望者不外乎是 做子女的心意而已。因此有首歌叫《常回家看看》，确实唱出了为人子女对于天下父母心的理解。

此外，本节的“父母之年”还应包括父母的流年运气之意。包括了命运之意。我们还要了解，古代不少具备精英素质的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学习《黄帝内经》、《周易》等古代科学著述以了解基本的医理和命理。这些知识与技能除了用于自身的保健养生外，更有利于关注父母亲的健康状况与流年运势，在过去百年的时代中，具有传统命相与医药知识的子女往往运用医药、宗教祈祷、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传统的综合技术方案以尽力为父母扭转不良的运气，来增进父母的健康和年寿。希望父母的寿辰能够更长些，更多地享受人生的快乐，希望自己能够多一些尽寿道的机会。

本篇为里仁篇，意在说明一个人天性本具的内在的良知良能。这四节指出一切的高尚品德，当构建于人类最基础的伦理道德之上。《诗经/小雅》中有几句怀念父母的诗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些感人至深的诗句，展现了远方的儿子对于父母的思念，也揭示人类最基础的伦理就是父子之道，人类最基础的德行自然就是子女的孝德。不顾念父母恩泽的人，就象英国一代大文豪莎士比亚所说：“丑恶的海怪也比不上忘恩的儿女那样可怕。”而完美的孝行，不仅需要子女顾及人性中的最起码的道德良知，更需要用智慧与技巧。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本节及此前有关于孝道的章句：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4•18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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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4•2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4•2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解释：
4•22先师说：“古代的智者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唯恐自己的能力不及而蒙受耻辱。”
4•23先师说：“用‘礼’来约束、节制自己，犯错误的机会就少了。”
4•24先师说：“君子说话要谨慎，但行动要敏捷。”
4•25先师说：“有德行修养的人不会孤独，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同他在一起。”

讨论：
“言之不出”即不轻易出言、不随便说话；“耻”是“以……为耻辱”；“躬”读音为“工”， 指自身、指自身的实际行动力、实践能力；“逮”读音为“代”，做到、落实之意。
“以”是因为；“约”是节制、不放纵、指严于律己；“失之”意为导致失误；“鲜”读音“显””，意为少。
“欲”在本句中没有实义。“讷”读音“那”，发言谨慎而非想说就说；“于”是对于‘’“敏”是机敏、敏捷、该做就做；“行”是行动。
“德”指有道德的人；“必”意为“一定”；“邻”意为比邻相应。

《学而》篇中，孔子说过“敏于事而慎于言”。《为政》 篇中又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本篇本节“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之外，还有“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宪问》篇中，孔子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记载孔子教导子路“慎言不哗”-----谨慎言语，不要花言巧语哗众取宠，避免力有不逮、虚言不实的耻辱。
　　 所有这些说法，意思都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言行一致，多做少说。或者如俗语所说：“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史记》中记载，秦赵长平大战中的主角人物赵括，与他父亲赵奢谈论兵法时，每每能令他的名将老爹哑口无言，孰料统领四十万赵国军团与仅不过十五万的秦军对抗，竟弄得乱箭穿身，更将四十万赵国年青一代全部送进坟墓，致使赵国的国力从此衰落不振。
《三国志•马良传》载，诸葛亮忽略了刘备临死前“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的告诫，街亭之战中任用马谡独当一面，导致蜀军首出祁山以大失败告终。此役的丧师败绩的最大责任人是诸葛亮，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大失误是战争失败的主因。但马谡的实际才干与他一贯的精彩口才不能相称，又滥用兵法教条失守战略要冲，导致北伐失败的严重后果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
赵括、马谡是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典型人物，十有八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赵括时，可能《论语》尚未成书，而马谡却不可能无缘读到《论语》，当他被诸葛亮挥泪斩首时，不知道会不会回忆起这个章句。

孔子说古代的人不会随意发言，更不说空话，是怕自己的行为能力无法做到而蒙受言而无信的耻辱。有信义的人，往往不轻易允诺，不轻易发言。所谓“君子重然诺”、“一诺千金”，其反义词就是“轻诺则寡信”，这是说轻易随便的承诺与发言，往往不能兑现守信，

所以孔子在4•22节、4•24节这两节中指出一个稳重成熟的人，应该是多做少说，言行一致。

一般来说，4•23节中的“约”就是约束、检束、小心、谨慎，意思是要常常约束自己的语言、行为。谨慎行事的人，过失较少；放任的人，容易犯错；讲话随便的人就容易失信。所以个人的思想、语言、行为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就较少遭遇失败的耻辱。

“约”是约束、节制。以“礼”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礼”有道德精神、科学规律的含义，也有法律、纪律，以及宗教的“戒律”的含义。人类的生活，不能没有科学的指导，不能没有道德的规范，不能没有法律、纪律的约束，不能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就是戒律的精神。侵犯国家社会及其他团体与个人的利益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违反团体内部的规章制度的行为，要受到纪律的惩处；具有信仰与道德精神的人们，无意中犯下错误时，就会自觉依照戒律来反省忏悔，力求弥补过失。法律与纪律都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而戒律则是基于个人的道德良知。能够不违犯戒律的人，通常也不会违犯法律与纪律。因此“约之以礼”，是基于个人道德、法律、纪律的意识。还基于科学的精神。用科学、律法与道德良知来指引自己的生活，可以避免相当多的过失。
“约”还有谨慎、收敛、不放纵、着实、不浮泛的含义。谨言慎行的为人、量入为出经济生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
此外，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到极好，人也都是偏才、专才，绝少出现通才、全才。因此学习研究或者创业，都要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项目，教育也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够得到成就。如果追求高大全，要求文理一把抓，所有科目都提出高标准，企图培养全面发展的能力，恐怕是成功率是极少的。是以牺牲大部分的学生的代价才能培养出少得可怜的所谓全才，这种全才是否能够发挥出他实际的才干以贡献于社会，还是个未知数。根据学生的专长去培养学生，根据自身的优势去开创人生的成功。若一个人企图样样都沾一点，恐怕泛滥不精，一事无成。这是从教育和人生事业的层面上来讨论“约之以礼”的外延。
怎样能够做到“以礼约之”？广泛而全面、系统的学习、笃实的生活与工作实践是第一位的。通过知行合一的学习与生活实践，了解自身的优势与弱势，然后用智慧作出自己的选择，扬长避短、避开弱势、发挥强项，以谋求人生的成功。
　　
我们曾经诠释过，所谓“道”是自然、社会、生命、人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其高深而终极的科学追求可推究自然与生命的本质。所谓“德”，是依据客观规律努力作为，以良好的思想、语言、行为达到良好的效应，甚至取得自利同时利他的圆满的双赢效应。
因此“道德” 不是宋明两代“穷嚼蛆”般崇尚清谈高论的朽儒们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的纯意识形态的概念。“道德”实是如马克思关于“物质”的定义一般，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管世人认识或是不认识，承认或是不承认，如同物理学中“力与力之间是相对的”的“因果相返”的规律一般。“道德”的客观因果规律存在于无限的宇宙时空之中，存在于广大的生命世界之内。
有此“道德”意识者，即自觉献身于道德的事业，就会耐得住孤单和寂寞，并不理会周围市井庸俗的理解与否，但是人类中还是有同志存在，在关山万里之外，甚或在百代千秋之远，都会有知音者遥相呼应。
另一方面，“诚于衷而形于外”的修养和风范，吸引当时与后世人群中志趣高远的同志和朋友，即使是普通人，也难免受到影响。
“道德”这一客观规律，以及人间“道德”的事业成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绵延发展的，所以，坚持道德勇气的人，他的思想，他的事业，也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总会一次次激起人类文明历史永恒的共鸣。使我们深会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斯句的内涵。孔子、孟子、老子与释迦牟尼的文化事业成就就是最好的证明。

4•26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解释：子游说：“事奉君主太过计较细节烦琐，就会受到侮辱；对待朋友太过计较细节烦琐，就会被疏远。”

讨论：“斯”是“就”之意。
其实与本节可以相应的“数”的读音和释义，有如下三种：
读音为ｓｈｕò，则意为屡次、多次，引申为烦琐的意思；
读音为“促”，则为密集，如柳宗元《小石城山记》：“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设施也。”此义或引申为频繁之意；
读音为“术”，则为心术、心计或者必然性的规律之意。
不同的读音与相关释义。可以导致本句别成其它解释的。比如，与君主与朋友交往太过密切，失去礼节的约束，以及与君主或朋友交往太过分运用心术，往往必然性地会导致羞辱与疏远。
但本节的“数” 应该读为ｓｈｕò，是指与君主、与朋友间往往因为善意、忠诚而未顾及礼节，或者未顾及他人的自尊或面子问题，建议得太过频繁、批评得太过激烈，啧啧烦言令人难以耐受。于是领导人物必然会使用权力给予压制甚至惩罚，朋友也因此望而生畏、敬而远之、避之则吉。

君臣之义与朋友之谊，相对较切近，从古至今，创业时的同志，形成领导与部属的关系之同时，也往往缔结深厚的友谊。如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臣子房玄龄、杜如晦、程咬金等隋唐之际的英雄们之间君臣朋友的情谊。

不过，人没有不犯糊涂的时候，人没有不顾及颜面自尊的时候，与人打交道时，不了解人类的心理，不掌握交往的分寸，往往好心没好报。
向领导进谏而不予采纳时，就当适时中止；劝导朋友的过失时不被采纳纳，就则当适时中止。太过于频繁、烦琐甚至态度激烈的建议或者批评，就会导致进言者的善意受轻视，而受言者不耐烦剧，结果导致善意反而招致权力阶层的羞辱，欲求亲近反而导致疏远了。
《先进》篇中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
《颜渊》篇中子贡向孔子问及交朋友的原则，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上述两方面原则的结合，正是子游在本节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美； 朋友数，斯疏矣。”

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君臣之间、朋友之间，保持应有的礼节，保持一定的距离反而是善交之道。所谓“远香近臭”；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其实都有这种意思在内。
作为下级，作为朋友，当然有义务劝谏上级与友人，但要注意人类的面子的执着，以及成见的执着，再三陈述，不意见不受采纳，言尽义达，仁至义尽。就可以适时中止。如果硬要一厢情愿，强迫上级或朋友接受意见，非要显示忠心与友情不可。絮絮叼叼、情急辞切、乃至于咄咄逼人，其结果是上级厌恶，朋友疏远，效果适得其反，可谓自取其辱。
魏徵只是有幸遇到唐太宗那样宽宏大量的皇帝，才不至于因为强谏而丢掉性命，而明代延杖制度下，多的是刚正不阿的谏官冤魂，遇到那些明朝平庸且恶劣、愚顽的皇帝，即便忠臣拼死一谏，也不外乎是白丢性命一条罢了，根本不起作用。
给予我们今天的借鉴，人与人之间无论多亲密，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顾及领导与朋友的思想与自尊，能行则行，不行则止，不要自取其辱。
所谓君臣朋友，皆以道义结合，必须以礼节之。古代聪明的臣工们，非常了解“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事君三谏，不从则去，不但谏不过三，平常晋见也会选择恰当的时机，不会太过频繁，以免召至羞辱。
交友虽然不同于事君，一般情况下来往密切些也不致于受辱，但相互间建议与批评失去礼节约束，伤及颜面，双方必趋于疏远。是以古人有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所谓“距离产生美”，如果不懂得掌握这个“中庸”原则，可能导致与领导与朋友之间“相见一时好，久处难为人”的尴尬局面。

子游（前506~？），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末年吴国人。约生于公元前506年，卒年不详。小孔子45岁。和子真、子张、曾子等同年辈，，是孔门中的少年弟子。子游在孔子周游列国后期入学孔门，虽然从师较晚，但能学而又称。孔门有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 子夏。"（《论语-先进》），在文学一科中他占第一位。

新的一年又来了,在此敏先祝大家节日快乐,愿佛友易友学友日日乐学不倦法喜充满:P

公冶长篇第五(凡二十八节)
5•1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5•2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11•6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14•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解释：
5•1孔子评论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曾被关在监狱中，但并不是他的罪过呀。”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5•2孔子评论南容说：“当国家政治修明时，他的品德与才华不会被社会忽略；当国家政治黑暗时，他的智慧可以保全自己免受莫须有的政治冤狱迫害。”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11•6孔子弟子南容再三地反复诵读《诗经/大雅/抑》中“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于是孔子把他的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
14•5南宫适请教孔子：“羿擅长射箭，奡擅长指挥战船进行水战，他们都不得好死。大禹治水、后稷亲自耕种庄稼并教授百姓农业技能，他们却能得到天下政权”。先师没有回答。南宫适退出去以后，先师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是崇尚道德！”

讨论：
“缧绁”读音“ｌéｉ ｘｉè”，捆绑犯人用的绳索，指牢狱；
“妻”作动词用，读“气”， 指把女于嫁给某人；
“子”在古时包括儿子与女儿，这里指女儿。
“复”意为反复诵读。 “三复”三是多次，引申为经常。三复，即经常反复诵读。
“废”意为废置、不被政府任用。“刑戮”意为判罪受刑乃至于受死刑。
“白圭”是白色的玉璧。古人重玉的文化思想，非比今人藏财居奇的心理，乃警示自己做人处世的品格要象天然玉石般洁白无瑕，做人的修养，要象工匠制作玉器般认真、精致。

鲁昭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曾随鲁昭公逃亡于齐国，鲁昭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515年，三十七岁时返回鲁国。返国后的孔子，处理了两桩家务，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弟子公冶长，将哥哥的女儿嫁给贵族出身的弟子南宫适，也就是南容。

鲁昭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17年九月十一日，鲁昭公由于无法忍受季氏长期的羞辱而联合反季氏的贵族联军讨伐季氏，王室联军顺利攻破季氏府邸，季平子无法组织有力的抵抗，只好登上高台向鲁昭公请罪，乞求让他到沂上居住，昭公不准，又乞求让他到自己的封邑去住，昭公还不准；季平子又乞求允许他带五辆车流亡国外，昭公仍然不准，鲁昭公与郈昭伯一定要置其于死地，就在季氏即将灭亡的时刻，叔孙氏、孟孙氏基于三桓唇寒齿亡的家族利益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就联军突袭并击败王室联军，并杀死这次事变最积极的支持者----郈昭伯。鲁昭公侥幸脱身，立即逃亡到齐国。可笑的是此次事变的诱因，只不过是本年夏季的一次贵族间的斗鸡比赛而已。季平子斗鸡输给郈昭伯之后，大耍无赖，仗着自己势力强盛，强夺郈氏的住宅。以及季平子的庶叔季公亥，也不满季平子处置家族事务的不公，还有被季氏得罪过的贵族们，都想借此颠覆季氏的政权。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发动了这场事变，称为“斗鸡之变”。
无论基于政治信念，还是基于个人情感，孔子都站在鲁昭公一面。在公，他不赞成臣子侵凌国君；在私，鲁昭公在孔子的儿子出生时，曾赐一尾大鲤鱼以为贺礼。孔子感激昭公的恩德，于是就命名儿子为孔鲤。其次，斗鸡事变前不久，孔子得到鲁昭公的赞助，才得以到东周首都洛阳去向老子问礼，使他学问与事业得以大进。因此昭公在物质与精神上对于孔子的襄赞，孔子是不会忘怀的。于是昭公出奔逃亡到齐国，孔子也立即带着弟子们去了齐国。
此次孔子出国，子路、曾晰等弟子随行，随行弟子中就包括5•2、11•6、14•5这三节中的主角人物之一南宫适。
南宫括，复姓南宫名括，字予容，也称南容，鲁国贵族子弟。看来他在随师出国两年多时间中表现不俗，使他的品格获得了孔子的赞赏与信任。
南宫适在《论语》全书中出场三次。
当时各诸候国内，以及国际之间，完全以力相争。俨然武力是唯一的代名词。比如此次斗鸡事变。君臣相互攻战。结果是三桓联军的力量胜过了王室联军，臣属击败君主，鲁昭公被迫亡命异国，终其一生，有家难归，鲁国在此后的十数年中，事实上等于没有君主。总之诸候藐视周天子，臣子藐视君主，以往正常的政治秩序一片混乱。所谓“礼崩乐坏”。
作为一名接受了正统教育的贵族子弟的南宫适，非常难得地还保持着“德治”的思想。他有感于当时的混乱形势，有意以约3500年前的四个历史典型来请教孔子。
其中的后羿与奡，都是以臣下的身份，发动军事政变攫夺政权的，这两位强者显赫一时之后，不久即惨死于政治角逐中，后世的人没有几个能够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夏禹与后稷，则是为谦卑勤恳、全心全意地人民服务的典型，以数十年的行政业绩，彰显自身的德行与才华，得到整个华夏部落联盟的认同，被公推为中华民族的领袖，他们的名望，他们的政治成就，为千秋万世所歌颂。
商宫适请教孔子应该怎样看待这些历史人事，换而言之，这位贵族子弟是在问，今天的我们若想让国家走上正常的政治轨道，能够措置天下于安宁稳定，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做法。孔子笑了笑不作回答，他知道这位弟子自己的话语中就已经出示了答案。他的答案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致的。南宫适自然从教师的表情上得到了答案，退出去了。孔子很感慨地称赞道他是个崇尚道德的君子。
南宫适当时风华正茂，又是贵族阶层，正是可以大展鸿图的时候，完全可以效仿当时的政界时尚，拥有自己的封邑，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获取中央部分行政权力，努力投身于政治权力的竞争，成就一事之功业。但他认为尚力不若尚德，真正的成功应该是道德的成功。真正成功的政治应该是德政的业绩。即连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中以政治著称的冉有，都不一定具备这样高瞻远瞩的智慧，实属罕见。因此孔子衷心地称赞这位品学兼优的贵族弟子。

11•6 节中“南容三复白圭”，是说南宫适经常吟咏体会《诗经/大雅/抑》的片断：“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国语•楚语•上》记载《诗经/大雅/抑》是卫武公作于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至周平王三年（前768年）之间。周平王尚未除丧但即将即位之时。
周幽王骊山之难后卫武公因功勋卓著而被周平王命为司寇，位尊于三公，当时周平王从戎人手中收复镐京、由西申归周后，虽然结束了其偏居一隅的政治局面，但仍外临戎狄之患，内政动荡不安，形势依然异常严峻。作为辅佐周平王的肱股老臣，卫武公对周平王复兴周室寄寓厚望而谆谆教诲幼主，因此赋诗以谏周平王。他在诗中告诫年轻的君主说：“使您治下的人民质朴淳良，谨慎您的一切行为，警诫自己才不致于承受忧患的打击，使您的威仪诚敬严整，那么天下臣民就没有不柔顺和驯良了。白玉上的瑕疵，可以磨砺除去，天子出言的失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古人读诗，并不象现在的人庸附风雅，而是真正地用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智慧来警诫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古人作学问，与现代人读书的心态是有差别的。南宫适读此诗，就是在时时警诫自己，身为贵族，不可骄奢淫逸，不可飞扬跋扈，而要谨慎小心，尤其是在言语之际。从明哲保身方面说，是避免祸从口出，从积极方面说，是语言严谨，因为身为贵族，可能因一言而影响他人的命运，甚至影响社会政治，乃至于影响及未来，所以语言确实是一件不能够随便的事。
孔子在齐国与宋国，就因为出言评论人物，差点与著名的晏子失之交臂，并导致齐国贵族们的愤怒，听说齐国贵族派出杀手要对付他，孔子急忙将未煮熟的小米包起来，收拾行李就跑，中途与弟子会合后，还自我解嘲说“惶惶然如丧家犬”；宋国贵族砍倒孔子正憩息其下的大树，还扬言要砍死他。所以他对快人快语所要付出的代价，深有体会。
南宫适是个贵族子弟，他的品格，他的人生观与政治观点，以及他的修养，可以从他所经常反复诵读的内容中体现。一个年轻的贵族，能够不犯轻浮冒进、好大喜功的毛病，能够以深远的智慧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才华同时又稳健的人物。自然是个具备安全人格的人物。象这样的人物，象他这样的出身，政治局面稳定时，他的才华不会被当局忽略，在权力场上也不可能竖敌太多而激惹剧烈的政争。政治环境险恶混乱时，他也能选择恰当的位置，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保护自己不受政治冤狱的伤害，即使不得已卷入政治漩涡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总之，在孔子的心目中，认为这个学生，身分高贵、品德高尚、言行谨慎、性格稳健。《孔子家语/弟子解》中评论南宫说：“以智自将，世清不废，世浊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于是孔子就把早逝的哥哥托付给他的侄女嫁给了这位好学生。

在齐国时，孔子收了一些弟子，其中在典藉中留下姓名的就有公冶长。
公冶长，姓公冶，名长，《史记》记其为齐国人，但《孔子家语》却记其为鲁国人。但从成书年代和史实可信度，以及地区考古的成果来综合分析，应从《史记》之说，即认定公冶长是齐国人。公冶长的历史记录极少，在《论语》中的出场率也极低。但今天齐国东南部、今天山东省丘市北部，有一村名公冶长村，当地流传着少公冶长的故事。安丘市左近城顶山上尚有一座公冶长书院，据说公冶长出生于此，在此读书。
从所有的资料上看，公冶长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才干，看上去他似乎在所有的孔子门生中不是出色的人物。有关公冶长的正统史料很少，但传说很多，至今山东潍坊一带的农人皆能说上一二。传说公冶长懂鸟语，某天公冶长读书后觉饥肠辘辘，这时书房前忽有一乌鸦对他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顶上一只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大喜过望，快步跑到南山顶上，果见一死羊倒毙，公冶长就煮而食之，却忘了给乌鸦留下羊肠，那只提供信息却连汤也没喝着的乌鸦存心报复，不久又叫道：“公冶长，公冶长，南山顶上一只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急忙赶去，发现好多人围成一圈，他怕死羊被人抢走，急忙说：“那是我杀的，那是我杀的！”不料这是几个官差围着一具尸体正苦于找不到凶手，自投罗网的公冶长几经辩白才得已逃脱干系。民间还有的传说，他听麻雀们互相说，南山上有老虎咬死一头羊，他就去取羊，被羊主人控告偷窃，于是被官吏关进监牢。不久他在狱中又听到麻雀们大叫说，齐国军队侵入鲁国沂水河边、泽山一带的地区，他赶紧告诉了监狱官，监狱官又赶紧报告给鲁君，鲁君派出侦察兵证实了这个讯息，鲁国军队迅速集结抗战，击退了齐军。鲁君立即下令释放公冶长，并想要拜公冶长为大夫，但公冶长拒绝了鲁君的好意。不过鲁君倒是常召公冶长陪伴游玩，有次君民二人在北苑游玩时，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从天上飞过，鲁君问它们去做什么？公冶长回答说，麻雀们说，鲁国的东仓发生火灾，它们去争食粟米呢。过一会儿，鲁君果然得到东仓起火的报告。潍坊一带的公冶长村还有公冶长书院“鸟叫蛙不鸣”之说，书院西边清泉里的青蛙，呱呱地叫个不停，影响了公冶长读书，公冶长说：“叫什么，真烦人！”从此，这里的青蛙就不鸣叫了。
当然，上述只是传说，清代学者崔东璧就批驳这些杜撰是荒诞鄙陋、贻误后人的齐东野语，无稽之谈。

至今山东潍坊一带还有个公冶长书院，可见这位公冶长可能是个精于治学的人，在孔子弟子中，应该属于栖隐林泉的隐士一流。所以后世没有留下他太多的故事。但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神龙虽隐，世慕其迹。他还是在人间留下了一些有趣的传说。

孔子称赞公冶长的德行，认为他虽然进过监狱，但却是冤狱，他本身是没有罪的。此外，在当时，孔子的弟子们还未出现在德行、学问上都有大成的人物。而女儿的婚龄也到了。所以挑来挑去，可能认为公冶长，平民出身又遭遇过冤狱的人生经历，为人会更加成熟一些，加之其人品与学问，经过在齐国及回国后这两年多时间的考验，孔子认为此人有资格成为他的女婿。于是不顾门第上的高下差异，将女儿许给他。

我们综合讨论这两节，可以了解孔子处世的原则。南容出身贵族，但善于以柔弱谨慎以自处，但公冶长是平民阶层，遭遇冤狱却能不怨天尤人，而且能够治学修身，比南容更了不起。于是这二位早期的弟子就成为孔子的女婿与侄婿。但若孔子把侄女嫁给曾为罪犯的平民公冶长，而将女儿嫁给贵族南容，可能遭受社会批评，因此孔子就作了相反的安排。
侄婿南宫适是贵族，孔子可以无愧于哥哥的托孤；女婿是个有成熟的人生经历、品格优良又有隐者明哲保身的智慧的人，这两个人的身分地位悬殊，但这两个人的修养在乱世中可以都能够避免身陷莫须有的灾祸而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妻儿家族，因此孔子非常精于世故，也非常懂得为侄女和女儿挑选可靠的丈夫，他作出这样的家务安排是极为妥当而睿智的。

这两节表面上说的是孔子选婿，但重点在于诠释“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安全处世原则。一个人如何做到治平之世，才具不被埋没；世道混乱，不会遭遇生命危险，即使受到打击，也不坠落自己的品格。实在是大为不易的智慧修养。

最后，我们说说与二位主人公有关的历史人文资料：
一、公冶长：公冶（ye，音也）长姓公冶，名长，字子长，齐国人，一说是鲁国人，是孔子的女婿。虽然公冶长坐过监狱，但孔子认为他品德好，是受冤枉，不但不轻视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其为人性格谦和忍让。传说公冶长能懂鸟语。曾经帮助鲁国战胜齐国侵略军，战后推辞不受赐爵大夫。是个品格清高的人物。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赠“莒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高密候”，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封“先贤公冶长”。
公冶长读书院
   出山东潍坊市沿206国道南行，30公里后转安孔路约行25公里，再西折沿城顶山崎岖山路约10公里许，就到了位于城顶山腰，面南而立极具文化背景和自然风景的公冶长读书院。书院居高临下与青云寺为邻，依山临壑与古树结伴。正屋三间神像伟岸，钟鼓两列石碑古色。令瞻古人而思今事，不能不浮想联翩。公冶长读书的房子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只有一寺，曰青云寺。公冶祠则位于青云寺东侧，规模略小，里面供奉着公冶长塑像，十分恭敬。青云寺前有一平地，栽有两棵巨大的白果树，一雄一雌，冠盖如云，雄树粗5.2米，雌树粗6米，传为公冶长亲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地人说，每年农历4月8日为此处庙会，届时四乡八邻皆来赶会，人群摩肩接踵，路上车辆难通，炉中香火炽旺，过后履舄遍地，机关干部和警察多人到此维持秩序。公冶长，善知鸟语者也。鲁国人，幼而孔夫子之弟子，长娶孔夫子之女儿。其祖籍当为今之诸城市，其行踪遍及古之齐鲁境。书院者，公冶舌耕之地也

公冶长读书处虽封闭幽静，但此处并不平静，很多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先是齐长城的修建，在平坦开阔的城顶山山顶，2500多年前的齐长城遗址依稀可辨，城门、垛口、炮台、掩体列列分明。相传这里还是太平天国当年北上的一处根据地。洪秀全当年在天京分封诸王后，北王韦昌辉曾驻守此山，指挥将士北上天津。在城顶山东部一处开阔的平坦地，有一东西宽近40米、南北长60多米的城池遗址，目前城墙完整，高处近3米，当地人称“东瓮城”，里面的间壁、隔断清晰可辨，据说是当时太平军驻守时的指挥部，南门前的开阔地为操练兵马的地方。西围子东门外山涧磷石中有一泉，刻有“清水泉饮马池”六个大字，据传是太平军用来饮马的地方。
　　还有几被史书忘了的一页也曾在这里翻开。据《安丘县志》载：1943年，国民党五一军一一三师以城顶山为中心布防，当年2月17日，日军独立第五、第六混成旅团及第七旅团一部连同伪军共2万多人，在山东派驻遣军第十二军司令土桥一茨的指挥下，向城顶山顶部的一一三师发动了进攻。国民党兵力不足万人，且装备大逊其色，战役一开始就抵挡不住日军的凶猛进攻，2月20日，国民党的另一杂牌部队“二纵”向南撤退，意在靠近一一三师。一一三师司令部及被困在山顶上的六七千人也往下冲锋，两军短兵相接，战斗达白热化，杀声震天，六七八团团长率部突围，中弹身亡。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又亲率十余人的敢死队冲杀在前头，不幸壮烈殉国。同时阵亡的还有一一三师参谋长张植桴少将，一一三师师长韩子乾和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被俘。是役激战6天，共歼灭日伪军千余人，国民党将士阵亡460余人，伤者及被俘者数量极大。经此战役，五一军元气大伤，战区机关也难在山东立足，为保存实力，部队撤至安徽和河南驻防，结束了鲁苏战区在山东抗战的局面。
　　公冶长书院，一个蛰卧深山的文人读书之处，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这里琅琅的读书声和隆隆的枪炮声在不同时代里回荡，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呈现给人们的只是一处美丽的旅游胜地。

二、南宫适：春秋时鲁国孟僖子的儿子韬食邑于南宫,其后代以南宫为姓,后又化为南、宫二姓,孔子的弟子南宫适便为此支后裔。
南宫括姓南宫名括，字予容，通称南容，鲁国贵族。有一天，南宫括问孔子：“后羿很善射箭，寒浞子力气很大，可以在陆地上行船，两人都是崇尚勇力，以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但都不得善终；夏禹和后稷却不这样，他们亲自下田到地上去耕种，反而得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没有回答。事后，孔子子对人说：“这个人真是一位君子了!真是一位崇尚德行的人啊!”有一次孔子又谈起南宫括，说：“国家政治清明时，他总是可以得位行道；国家政治昏乱时，他又能明哲保身，不受刑罚。”南宫括常常吟诵《诗经》中“白圭(gui，音归)之玷，尚可磨也；斯占之玷，无可为也”的诗句。后来，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他被封为“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为“垄丘侯”；度宗咸谆三年改封“汝阳侯”，从祀孔子。

5•3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解释：孔子评价子贱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那他从哪里获得如此的修养呢？”

讨论：
“谓”者评价之意；“若人”意为这个人；“斯焉取斯”：第一个“斯”指子贱，第二个“斯”指子贱的修养。
宓子贱：姓宓（音ｆú）名不齐，字子贱。生于公元前521年，比孔子小49岁。鲁国人。做单父宰时，曾向孔子报告：“这里有五个才能比我强的人，指导我如何治理单父。”孔子听后叹到：“可惜不齐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让他治理更大的地方，也许可以吧！”他治理社会不在处财物得失，而重视民心、士气和社会风气。孔子认为让他掌管治理更大的范围，可比尧舜。他被后世认为是以指导教化治理国家的历史名人。孔子认为他尊君、守礼、有孝悌这德，遵守天命，能在仁德服人，可以称为君子。他为单父宰时不仅赋役较轻，而且在灾年能发仓粟、赈困穷、补不足球队。能举能、招贤、退不肖。以实际行动提倡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反对不干实事的人，尊重敦厚持厚的长者，以礼乐治世民。他德才兼备，以德化和智术建立德政典范，因此孔子曾评论他：“子贱真是个君子啊！如果鲁国没有君子，他哪能学到君子的品德呢？”
宓子贱的德治政绩，给予中国地方行政深远的影响，直至明清两朝，某些地方的县衙，知县专门处理一般民事案件的二堂又称为琴治堂。即取《吕氏春秋》中宓子贱弹琴治政的典故， “琴治”一词在当时曾经专用以称颂各级地方行政领导。

通观《论语》全书，所有当时的君臣士庶及门生弟子，孔子只称赞两个人为君子，其中之一就是他的侄女婿，鲁国贵族子弟南宫适、其二就是这位宓子贱先生。
南宫适贵在身为贵族而有别于当时颟顸烂污、眼光短浅而又穷奢极欲的庸俗势利贵族们。怀有高远的信念和处世智慧。而宓子贱则在于德智兼备的修养。及将此修养用于政治，在他任职的辖区内创建了以德治政的成功业绩。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记载：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这段话大意是： 宓不齐，字子贱。比孔子小三十岁。孔子评价子贱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那他从哪里获得如此的修养呢？”子贱出任单父地方长官，回来向孔子报告，说：“这个地方有五个人比我贤能，他们教给我施政治民的方法。”孔子说：“可惜呀！不齐治理的地区太小了，要是所治理地区大就会有较大的成就了。”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第十九》；子贱治单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对曰：“不齐时发仓廪，振困穷，补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对曰：“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对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师者一人，足以虑无失策，举无败功矣。惜乎！不齐为之大，功乃与尧舜参矣。”
上文记录师生二人讨论政治策略的问题，宓子贱治理单父，人民都拥戴他。孔子说：“请告诉我你治理地方所用的策略。”子贱回答：“我时常打开公库，赈济贫困民众，弥补百姓生活上的各种不足。”孔子说：“这不过是用公益恩惠而得到市井小民的依赖和拥护，还不是上乘的政略。”子贱又说：“表彰奖励发挥能力并作出贡献的人，招纳有才能的人，黜退品德才干欠缺的人。”孔子说：“这不过可以得到乡贤士人的依附，还不是上乘的政略。”子贱又说：“我象礼敬父亲一样礼敬三位长者，象尊重兄长一样尊重五位大德，并与十二个人友爱相处，并礼拜一位老师。”孔子说：“礼敬三位父辈，尊重五位大德，可以身作则教导人民培养孝、悌的德行了；结交十二位朋友，可以帮助自己了解各方面的信息，不至于消息闭塞，也有助于打开行政决策的思路；礼拜一位导师，可以使行政规划算无遗策，行政措施的执行不会失败无功。可以哟!你宓不齐如果能够治理较大的地区，承担较大的政治责任，可以取得与尧舜相比较的政治功绩。”
宓子贱将个人的道德与学术上的修养，融入高超的行政管理策略，即有明确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又具备现实主义的权宜变通的智慧谋略，因此获得了德治的典范业绩。
宓子贱的德政典范业绩，来源于鲁国始祖周公“亲亲尚恩”的以德治国的政治方略。我们知道由于周公的不世功勋，使鲁国享有独特的文化礼仪特权，直至被孔子评论为“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鲁国仍然保存了建国之初周王室特别颁赐的《周礼》、《誓命》、《易》等许多文诰与书籍，特别修定《鲁春秋》对于本国的历史进行了完整全面的记录。
《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春秋时驰名国际的外交家吴国公子季札访鲁，当时八岁的孔子沾光欣赏到规模宏大、水平极高的歌舞盛会，使季札大开眼界、赞叹不已，认为周代的礼乐完全保存在鲁国了；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春，晋国使臣韩宣子参观了鲁国史官处，即参观鲁国国家图书馆的在丰富典藏，也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的慨叹。当时孔子十二岁。
鲁昭公十八年即公元前514年，孔子三十八岁时，针对“可以无学，无学不害”的观点，鲁国大臣闵子马反驳说：“夫学，殖也，不学将落。”意思是“兴学是国家文明繁荣的根本，教育与学术不能得到提倡，国家就会败落下去。”可见远在2500年前，也有狭隘的现实功利主义思想，但我们2500年前的祖先之所以能够令今天的我们享有无比自豪，就在于他们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文化思想，所以能够给我们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好好反思这一点。

不过现实功利主义的思想还是会对社会形成影响，鲁昭公十七年即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时，郯国国君来朝礼鲁国，在鲁昭公的宴席上向鲁国大夫叔孙昭子详细介绍郯国先祖少昊氏以鸟名命名官职的情形，并说明炎黄二帝与共工氏、太皞氏的政权组织结构。郯子是一位精通古代典章制度的贵族，他详细地说明了古代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情形，以及图腾崇拜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春秋时代的人们已经是“天方夜谈”，但是郯子却如数家珍，孔子听说后专门登门请教，获益甚多。他感慨地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在本土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倡与保存，散失流落到周边夷狄部落中去了。
可见2500年前，功利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猛烈冲击，文化礼仪早已被大多数人忘却。我们相信早在庄子对鲁国君主说“鲁国没有儒士”以前，孔子就能够听到有人说：“鲁国没有君子。”但当时的鲁国朝野有识之士仍然尽力保持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因此可以培养出杰出的政治家，宓子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孔子说：“如果鲁国没有君子，那这位宓子贱是从哪里获得君子的修养的？”


我们必须注意，这里的“修养”，不仅是个人的内在德性与智慧素质，还包括了外在的业绩。宓子贱的行政成就，证明了他的君子修养。儒学学术修养是极重视实践、极注重成果实验的。并非纯意识、纯道德概念上的理论知识素养与思想水平。

我们可以用历史的记录来证实这一点：
《吕氏春秋》记载：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与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得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亶父。
这则故事说：鲁君派宓子贱去治理一个名叫亶父的地方。他受命时担心遭到政敌和官场小人的诽谤而破坏自己的工作，因此他在临行时向鲁君要了两名副官。
　　宓子贱到亶父，该地的大小官吏都前往拜见。宓子贱叫两个副官拿记事簿作记录，当两个副官提笔书写时，宓子贱却在旁边不断地用手去拉扯摇动他们的臂肘，使两人写的字一塌糊涂。宓子贱又把他们狠狠地训斥一顿。两个副官受了冤屈、侮辱，心里非常恼怒。向宓子贱递交了辞呈。宓子贱不仅没有挽留他们，而且火上加油地说：“你们的文书作得很不好，你们还是好好地回去吧!”
　　两个副官回去后，满腹怨恨地向鲁君汇报了宓子贱在亶父的所为。鲁君负疚地叹息道：“宓子贱故意用这种方式指出我的错误呀!我左右的近臣阻挠他的行政措施，也一定有好几次了。若不是你们二位，恐怕今后我还会犯更多类似的错误。”鲁君立即派亲信去亶父。告诉宓子贱说道：“从今以后，亶父再不归我管辖。这里全权交给你。凡是有益于亶父的事，你可以自主决断。每隔5年向中央通报一次就行了。”子贱恭敬地接受命令，于是在亶父推行他的行政措施。
宓子贱用一个自编自演、一识即破的闹剧，让鲁君意识到了奸诈隐蔽的言行对国家行政的危害。对于今天的借鉴是，成功的政治，不仅需要忠心耿耿的干部，更需要一个清醒而正派的领导。投机取巧的小人物才没有机会挑拔是非，干扰和破坏基层干部正常、合理的行政措施。宓子贱的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从旁掣肘”的典故。这个典故表现了他过人的权便智慧。

    《宓子》中还有一则故事：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昼曰：“夫扱纶错饵，迎而吸之者也，阳桥也，其为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鲂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这则故事说：宓子贱到单父担任宰（私邑的最高行政长官），经过贤士阳昼家时去请教他。问：“你还有什么话来送给我吗？”阳昼说：“我年轻无知，不懂得治理老百姓的方法。我有两条钓鱼的经验，请允许我将它送给你吧。”子贱问：“是什么样的钓鱼经验呢？”阳昼说：“将鱼饵挂在钩上将线投入水中，迎面而来一下就咬住鱼钩的鱼，叫阳桥鱼。但是这种鱼肉瘦味道也不好；若隐若现，好象咬钩又不咬钩的鱼，叫鲂，这种鱼肉肥而且味道醇厚。”宓子贱说：“说得太好了。”宓子贱还没有到达单父，那些坐着车马来迎接他的人就已经成群地等在路上了。宓子贱说：“快赶车！快赶车！那阳昼说的阳桥鱼来了。”到了单父以后，宓子贱请来单父地方的德高望重的人，贤能的人，和他们一起治理单父。

还有一则记录说，宓子贱担任单父的行政长官时。平日整天弹琴作乐，悠闲自得，根本没走出过公堂。然而单父人民生活富足，人心安定。后来巫马期接替宓子贱的职务。巫马期每天天没大亮，星星还没消失就出去了，一直忙到夜里繁星密布才疲惫不堪地返回公堂。巫马期为了工作，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大小事情无不亲自处理，好不容易才将单父治理好。
　　巫马期听说宓子贱治理简直不费什么气力，可单父也一样富足，便特意到宓子期府上求教，宓子贱说：“我哪里有什么治理的窍门呀。只不过我治理单父时凭借大家的力量。而你只用你自己的力量，当然辛苦不堪，而我动员了大家的力量，依靠众人当然使我自己安逸得多了。”因此《吕氏春秋》说：“宓子贱治单父，弹琴，身不下堂而单父太平。”

这两则故事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在于：就象老子所说，宓子贱“无为而治”的秘诀在于“善用人之力”。行政管理是通过他人完成工作的一种程序或艺术。善于管理的领导者会想方设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通过让人“做事”来实现组织的计划预期目标，因此，高效的领导者深知“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道，领导人物只要善于把握大方向、重点、中心、关键，准确判断，掌握大局，使自己从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全神贯注地研究和思考当谋之谋。将具体事务授权于下属，让下属有职有责有权，按职论责，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工作创造性，认真负责地做好该做的事。管理者要善于选人任事，以人成事。并建立制度， 使人、事、责相互联系，形成团体责任能力保障机制，使众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最终实现领导的目标。

《吕氏春秋》记载：巫马旗短褐衣弊袭，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
这则故事说：宓子贱的同学巫马旗穿着短衣旧袍，去观察亶父的治理情形，见到夜间捕鱼的人，捕到鱼就放了，巫马旗问：“捕鱼是为着得到鱼，现在你捕到了鱼却舍弃了，是为什么？”捕鱼人回答说：“宓先生不希望人捕幼小的鱼，所放掉的是小鱼呀。”巫马旗回去后，告诉孔子说：“宓子贱的德行真高呀，让人民在暗夜中的行为也象严厉的刑罚威胁在旁一样，斗胆请教老师，宓子贱怎么做到这样的成就？”孔子回答说：“我曾经和他说过：‘内在的至诚修养可以建立外在的权威’，宓子贱在亶父一定运用了这种德治的统治方略。”
行政领导的言行思想，领袖人物的道德风范，通常会影响及一方百姓，惯说假话大话空话的政府，是不可能训导出品德诚实的公民的，虚伪腐化的政治环境，也只能产生出唯利是图、狡黠奸诈的刁民。与此相反的宓子贱为政教化的成果，使我们联想到“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句话。

某次次齐国进攻鲁国，战火迅速向宓子贱治理的单父地区推进，当时麦子将要成熟，不久就可收割入库。当地父老向宓子贱建议，赶在齐军到来前，让本地区百姓去抢收，不管是谁种的，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齐军无法因粮于敌，自然无法坚持久战。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但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单父地区的小麦果然被齐军一抢而空。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派使臣向宓子贱问罪。宓子贱说，今天没有麦子，明年可以再种。若由政府发布告令，让人们自由抢收，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可能不劳而获，单父百姓可以抢回一些麦子，但有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入侵，民风不是会越来越坏吗？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对鲁国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鲁国不会因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也不会因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若让单父百姓以至于鲁国百姓都存有借敌国入侵而获意外财物的心理，这是危害我们国家的大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
我们认为宓子贱的理由，不算很充分，但现在的某些热衷政绩工程的地方政府官员确实应该向宓子贱学习些重德轻财的精神。不应极端片面地重视一些蝇头小利，而忽略社会道德的影响，忽略精神文明的建设，实在是误国误民误当代误后世，一旦人心失去，道德沦丧，获得再多的物质利益也不足以支撑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第十九》；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与宓子贱偕仕。孔子往过孔篾而问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詟，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亲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之道阙也。其所亡者三，即谓此也。”孔子不悦，往过子贱，问如孔篾。对曰：“自来仕者，无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
孔子考查两位学生参与行政工作后对于自身修养的得失，他哥哥的儿子孔篾说：“没有收获，却有三样损失，政务繁忙令人忧心忡忡，哪儿有时间治学？所以虽然学习也不能够领悟到什么道理；薪俸太少只能吃较稠些的粥饭，不能照顾到亲戚，所以亲友们都日益疏远了；公务急迫，不能依礼节出席朋友家的丧礼、慰问朋友的疾病，朋友的交情也淡薄了，我所说的三样损失，就是指这些。”但宓子贱回答说：“自从到单父来任职，没有什么损失，却有三样收获：已往开始学习时诵读的内容，今天得到机会来实践，使学问更加透徹明白；所领取的薪俸，可以照顾到亲戚，所以亲友更加亲爱；虽然有公务，但仍然不忘记依礼节出席朋友家的丧礼，慰问朋友的疾病，所以朋友交情更加深厚了。”孔子听了侄儿孔蔑的陈述很不高兴。而对宓子贱的回答则大加赞赏。他叹息着评价宓子贱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那宓子贱从哪里获得这样的修养呢？”

本节的启示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真正的人才，需要构建重学重德的社会环境。本节收集了大量了历史考据资料，一者说明君子之德在政治上的表现与成就，二者说明社会环境对于人才培养的影响。当时孔子等朝野人士共同赞成的私人办学，保持了鲁国兴学的文化氛围。虽然受到现实主义功利思想的冲击而出现“礼崩乐坏”的情形，但仍然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君子之才。这说明文化基业在，国家民族前途就有希望。这是本节的核心思想之一。 也是今天我们的国民教育与文化事业的死角之一。今天我们为着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也必须切实关注人文文化环境的经营了。


另附：宓子贱所治亶父地区的历史资料：

单县古称单父，由舜帝的老师单卷居住地而得名。周成王封少子臻于此，为单子国。春秋初期，属宋国，后为鲁国单父邑。孔子弟子宓子贱、巫马施相继为单父宰，一个“鸣琴而治”，一个“披星戴月”，传为历史佳话。战国初期，复属宋国。宋灭，改属齐国。秦置单父县，属砀郡，此为单县建县之始。刘邦曾率部驻军单父，饮马涞水。汉代三次为县侯国，一次为县王国。隋朝恢复单父县。唐未置辉州。自此至明初，单父县和单州建置基本未变。明洪武元年（1368年）撤单父县，其地直属单州。次年7月，降单州为单县，单县由此定名，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期间， 先后属济宁道、曹濮道和国,民,党,等山东省第二专署、第十一专署。1939年，日本侵略军建伪单县公署。1940年３月，中国,共, 产,党在单县东南部张寨一带建立单县抗日政府。1943年7 月，在单县东北部建立金曹县抗日政府。1944年6月， 在单县西南部建立临河县抗日政府;9月以单县东南蔡堂、吴溜地区为依据建立砀山县（1947年曾一度改为华砀县）。1945年12月，临河县改为单虞县。1946年2月，撤销金曹县。1949年2月，砀山、虞城（东虞城）两县黄河故道以北地区，划归单虞县。1949年8月， 平原省湖西专署机关进驻单县城，同时，撤销单虞县，恢复原建置，统称单县。1952年11月，随湖西专区改属山东省。1953年8月湖西专区撤销，单县归属菏泽专区。1958年12 月，菏泽专区撤销，改属济宁地区。1959年7月，菏泽专区恢复，复属菏泽专区， 现属菏泽地区。1998年底，单县辖37个乡镇，总面积1650平方公里，总人口113万。

    单县的名胜古迹之一的“琴台”，也叫“子贱台”、“半月台”。 雄踞单城南护城堤内侧，宓子贱治理单父，暇时常至此弹琴，所以取名“琴台”。也有人称它“子贱台”。在琴台的东面，后人又筑了晒仙台和天台，它们并列在 这千年古堤之上，相映成趣，被称为“一里三台”。唐朝天宝年间，李白的朋友、单父尉陶沔重修琴台，前方后圆，形似半月，故琴台又取名“半月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邑令金大定再修琴台，扩建房屋形成几套大院，并且在这里增没考棚，选拔人才，“延名师以讲学，集俊才而授业”。因此，这个座落在琴台上的书院便取名“鸣琴书院”。
高适、李白、杜甫等历代文人墨客，许多达官名流都曾登台怀古会文赋诗。清朝的于振 《半月台》诗写道：“高台象月偃城边，中设幢幡礼二贤。琴入松风遗响在，星随云阵夜光悬。坛虚不受葳蕤草，蒲静唯舔澹池天。筑土当年深有意，半规留待后人圆。”
    自唐宋以来，吟咏单父琴台的诗词大约近百首，这些诗赋不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琴台的雄伟风姿，优美的自然风貌，使名诗佳赋与先贤胜迹共流芳。


感谢罗汉师兄.:)

今天才知从旁掣肘的典故:P
愿学子贱无为而治.:P

5•4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解释：子贡问孔子：“我这个人怎么样？”先师说：“你好比一个器具。”子贡问：“是什么器具呢？”先师说：“是祭祀时盛粮食用的贵重而华美的瑚琏。”

讨论：“赐”是子贡的名，子贡名端木赐；“何如”意为“怎么样？”；“女”读音为“如”，是第二人称“你”；“瑚琏”是古代王室与诸候国祭祀天地、鬼神、祖先时专用的高贵而华美的祭器。

2•12 节中，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 是说君子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并为实现这种人格和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懈努力。因此君子能够博学多能，不象一种器具一样只能做一种固定用途。不过君子的修养固然不囿于物，但其立足以社会的才艺技能，又使君子发挥出“器”的作用。因此本节中，孔子就把子贡比做“器”，但不是一般的器具，而是天子诸候庄严祭祀时专用的华贵神圣的祭器。
宗庙祭器中装食品的器具，在夏朝的时候叫做“瑚”，在商朝的时候叫做“琏”， 周朝叫“簠簋”。
夏朝的“瑚”就是周朝的“簠”，是方形的。商朝的“琏”就是周朝的“簋”，是圆形的。“瑚琏”即“簠簋”，常连用，它们都又同时用于宴享和祭祀，而且数量的多少是等级的标志。它多与“鼎”配套出现，鼎单簋双，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一般平民不得用，拥有“簋”者定是权贵阶级。因此，“簠簋”便成了贵族的代称，古代官员为政不廉时，政务荒怠时，就以“簠簋不饰”指其贪虐的恶德。春秋之时，簠簋还指人有大才。有人曾请孔子评价子贡，孔子说：他这个人，简直就是瑚琏（簠簋）呀，就是认为子贡很有大器。
孔子不用周朝的名称，而用前朝的名称，意在称赞子贡的修养，深得古人之道。孔子曾经称赞子贡的智慧“告诸往而知来者”，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修养。

总之，“瑚琏”，是天子与诸候在宗庙祭祀时用以盛黍、稷(即小米、黄米)的祭器。它是容器但不是一般的容器，是上至周王、诸侯，下至卿大夫，在向苍天鬼神与祖先致祭祀时置于宗庙之中、殿堂之上极为尊贵、超绝华美的祭祀用具。其在礼器中的尊贵地位仅稍次于象征天下权威的鼎，凡天子诸候无不欲世代享有的大宝礼器。

孔子以瑚琏比喻子贡，是说子贡具有高度的修养、超凡的才能，是国家社稷不可多得的神器。这份堪称独一无二高度评价，是其它同学所没有的。
太史公在《史记》中不惜笔墨，罕见地分别在《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货殖列传》中大书特书为子贡的政治及商业成就。足见孔子对子贡的是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毫无虚言.

子贡具有非凡的语言才能，最是能言善辩，老师孔子也常常批评心直口快、巧舌如簧的子贡，《史记.孔子世家》就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此外《孟子.公孙丑》也说：“子贡善为说辞”。《 列子.仲尼》中孔子承认：“赐之辩，贤于某也”。
子贡对自己的口才，无比的自信。《孔子家语》记载：孔子问子贡之志，子贡答：“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瀁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着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
子贡具有超凡的外交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篇专述孔子弟子们的事迹，但所用笔墨最多的非子贡莫属，其中浓墨重彩的又是展示子贡为鲁国而出使齐国、吴国、越国和晋国，分别向田常、夫差、勾践、晋君游说，子贡在分析五国的内外形势后，凭借他那无碍辩才，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因势利导，引发一连串的国际战争，转移了齐国的注意力，保卫了鲁国。对此，太史公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围陈、蔡之间，粮食断绝，随行弟子们病饿不能行动者甚多。子贡受师命到楚国说服楚昭王，楚王旋即派兵去迎接孔子，终于使陈国与蔡国人解除了对孔子师生的包围。楚昭王甚至都要将书社地七百里封给孔子，只是在楚令尹子西的阻拦下没有成功。但楚王与子西对子贡的外交才能都给予极高评价，令尹子西问楚王：“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
《韩诗外传》中，孔子问子贡之志，子贡答：“得素衣缟冠，使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曰“：辩士哉！”孔子某次又问子贡之愿，子贡答：“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孔子死后，子贡在外交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他的敏捷的才思、无碍的辩才再加上财力，所到国家，诸侯都无不与之分庭抗礼。

子贡具备非凡的政治才能。 这一点也得到都是孔子非常的肯定。《论语.雍也》篇中：“季康子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子贡一生中确实屡次出任鲁国或卫国的中央要员，《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又说子贡“常相鲁卫，…卒终于齐”。意思说子贡常常担任鲁国或卫国的相即执政大臣，最后死于齐国。

子贡具有非凡的经商才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货殖列传》详述：“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汉朝王充着《论衡.知实》中说子贡“富比陶朱”，陶朱即春秋时期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攻灭吴国而一度称霸诸候的范蠡，范蠡以计然之策帮助勾践强国灭吴后功成身退，他到了陶，改名换姓自称朱公，后人尊为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之所以称为货殖者，货物买卖增殖利润也，此篇是专为商业人士作传，太史公先介绍范蠡道：“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范蠡在十九年之中三次赚取千金，年老后子孙继业，“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对子贡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孔子在世时就已亲见，《论语.先进》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谓子贡不随意接受官职而去囤积牟利，市场预测就经常能作出准确判断，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的财富巨大到令诸侯与之分庭抗礼的程度。

但是子贡的高贵精神，并不仅是因为他富比陶朱，而在于具备富而无骄、富而好礼的贵族修养。《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我们在述及此节时说过，今天的中国，有的是大阔佬和暴发户，有的是形形色色名利俱全的公众人物，但具有子贡这种贵族修养的精英人物则象大熊猫般稀罕。
子贡对于儒学的传播作出巨大的贡献，《史记.货殖列传》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不可不谓强大，但他却并未全部自私其财，无论在孔子生前死后，他都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不遗余力地因势利导地宣扬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他对于孔子怀有无比的崇敬，为老师守墓六年。

至于子贡是怎样具备一件宜宗庙神器的高贵修养，我们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寻找答案：

端木赐，是卫国人，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贡口齿伶俐，巧于辞令，孔子常常驳斥他的言辞。孔子问子贡说：“你和颜回比，谁更加出色？”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指望跟颜回相比呢？颜回听知一个道理，能够推知十个道理，我听说一个道理，也不过推导出两个道理。”
子贡拜在孔子门下求学以后，问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你象个有用器物。”子贡说：“什么样的器物呀？”孔子说：“宗庙里的瑚琏呀。”
陈子禽问子贡说：“仲尼在哪里得来这么广博的学问啊？”子贡说：“文王、武王的治国思想还在世间流传，并没有完全遗失，贤能的人记住它重要的部分，不肖的人只记住了它细枝末节，无处不有文王、武王的思想存在着。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
陈子禽又问道：“孔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了解到这个国家的政事。这是请求人家告诉他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先生凭借着温和、善良、恭谨、俭朴、谦让的美德得来的。先生这种求得的方式，或许与别人求得的方式不同吧。”
子贡问孔子说：“富有而不骄纵，贫穷而不谄媚，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不过，不如即使贫穷乐于恪守圣贤之道，虽然富有却能处事谦恭守礼。”

田常想要在齐国叛乱，却害怕高昭子，国惠子，鲍牧，晏圉的势力，所以想转移他们的军队去攻打鲁国。孔子听说这件事，对门下弟子们说：“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出生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危险到这种地步，诸位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子路请求前去，孔子制止了他。子张、子石请求前去救鲁，孔子也不答应。子贡请求前去救鲁，孔子答应他。
子贡就出发了。
子贡来到齐国，游说田常说：“您攻打鲁国是错误的。鲁国，是难攻打的国家，它的城墙单薄而矮小，它的护城河狭窄而水浅，它的国君愚昧而不仁慈，大臣们虚伪而不中用，它的士兵百姓又厌恶打仗的事，这样的国家不可以和它交战。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吴国城墙高大而厚实，护城河宽阔而水深，铠甲坚固而崭新，士卒经过挑选而精神饱满，可贵的人才、精锐的部队都在那里，又派英明的大臣守卫着它，这样的国家是容易攻打的。”

田常顿时忿怒，勃然色变说：“你认为难，人家认为容易；你认为容易的，人家认为是难的。用这些话来指教我，是什么用心？”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国内的，要去攻打强大的国家；忧患在国外的，要去攻打弱小的国家。如今，您的忧患在国内。我听说您多次被授予封号而多次未能封成，是因为朝中大臣的有反对你的呀。现在，你要攻占鲁国来扩充齐国的疆域，若是打胜了，你的国君就更骄纵，占领了鲁国土地，你国的大臣就会更尊贵，而您的攻劳都不在其中，这样，您和国君的关系会一天天地疏远。这使您上使国君产生骄纵的心理，下使大臣们放纵无羁，想要因此成就大业，太困难啦。国君骄纵就要无所顾忌，大臣骄纵就要争权夺利，这样，对上您与国君感情上产生裂痕，对下您和大臣们相互争夺。象这样，那您在齐国的处境就危险了。所以说不如攻打吴国。假如攻打吴国不能取得胜利，百姓死在国外，大臣率兵作战朝廷势力空虚，这样，在上没有强臣对抗，在下没有百姓的非难，孤立国君专制齐国的只有您了。”田常说：“好。虽然如此，可是我的军队已经开赴鲁国了，现在从鲁国撤军转而进兵吴国。大臣们怀疑我，怎么办？”子贡说：“您按兵不动，不要进攻，请让我为您出使去见吴王，让他出兵援助鲁国而攻打齐国，您就趁机出兵迎击它。”田常采纳了子贡的意见，就派他南下去见吴王。

子贡游说吴王说:“我听说，施行王道的不能让诸侯属国灭绝，施行霸道的不能让另外的强敌出现，在千钧重的物体上，再加上一铢一两的分量也可能产生移位。如今，拥有万辆战车的齐国再独自占有千辆战车的鲁国，和吴国来争高低，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况且去援救鲁国，是显扬名声的事情；攻打齐国，是能获大利的事情。安抚泗水以北的各国诸侯，讨伐强盛齐国，用来镇服强大的晋国，没有比这样做获利更大的了。名上保存危亡的鲁国，实际上阻阨了强齐的扩张，这道理，聪明人是不会疑的。”吴王说：“好。虽然如此，可是我曾经和越国作战，越王退守在会稽山上栖身，越王自我刻苦，优待士兵，有报复我的决心。您等我攻打越国后再按您的话做罢。”子贡说：“越国的力量超不过鲁国，吴国的强大超不过齐国，大王把齐国搁置在一边，去攻打越国，那么，齐国早已平定鲁国了，况且大王正借着“使灭亡之国复存，使断绝之嗣得续”的名义，却攻打弱小的越国而害怕强大的齐国，这不是勇敢的表现。勇敢的人不回避艰难，仁慈的人不让别人陷入困境。聪明的人不会失掉时机，施行王道的人不会让一个国家灭绝，凭借这些来树立你们的道义。现在，保存越国向各国诸侯显示您的仁德，援助鲁国攻打齐国，施加晋国以威力，各国诸侯一定会竞相来吴国朝见，称霸天下的大业就成功了。大王果真畏忌越国，我请求东去会见越王，让他派出军队追随您，这实际上使越国空虚，名义上追随诸侯讨伐齐国。”吴王特别高兴，于是派子贡到越国去。
越王清扫道路，到郊外迎接子贡，亲自驾驭着车子到子贡下榻的馆舍致问说：“这是个偏远落后的国家，大夫怎么屈辱自己尊贵的身份光临到这里来了！”
子贡回答说：“现在我已劝说吴王援救鲁国攻打齐国，他心里想要这么做却害怕越国，说：‘等我攻下越国才可以’。像这样，攻破越国是必然的了。况且要没有报复人的心志而使人怀疑他，太拙劣了；要有报复人的心志又让人知道他，就不安全了；事情还没有发动先叫人知道，就太危险了。这三种情况是办事的最大祸患。”勾践听罢叩头到地再拜说：“我曾不自量力，才和吴国交战，被围困在会稽，恨入骨髓，日夜唇焦舌燥，只打算和吴王一块儿拼死，这就是我的愿望。”
于是问子贡怎么办。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猛残暴，大臣们难以忍受；国家多次打仗，弄得疲惫衰败，士兵不能忍耐；百姓怨恨国君，大臣内部发生变乱；伍子胥因谏诤被杀死，太宰嚭执政当权，顺应着国君的过失，用来保全自己的私利：这是残害国家的表现啊。现在大王果真能出兵辅佐吴王，以投合他的心志，用重金宝物来获取他的欢心，用谦卑的言辞尊崇他，以表示对他的礼敬，他一定会攻打齐国。如果那场战争不能取胜，就是大王您的福气了。如果打胜了，他一定会带兵逼近晋国，请让我北上会见晋国国君，让他共同攻打它，一定会削弱吴国的势力。等他们的精锐部队全部消耗在齐国，重兵又被晋国牵制住，而大王趁它疲惫不堪的时候攻打它，这样一定能灭掉吴国。”越王非常高兴，答应依计行动。送给子贡黄金百镒，宝剑一把，良矛二支。子贡没有接受，就走了。
子贡回报吴王说：“我郑重地把大王的话告诉了越王，越王非常惶恐，说：‘我很不走运，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又不自量力，触犯吴国而获罪，军队被打败，自身受屈辱，栖居在会稽山上，国家成了荒凉的废墟，仰赖大王的恩赐，使我能够捧着祭品而祭祀祖宗，我至死也不敢忘怀，怎么另有其它的打算！’”过了五天，越国派大夫文种以头叩地对吴王说：“东海役使之臣勾践谨派使者文种，来修好您的属下近臣，托他们向大王问候。如今我私下听说大王将要发动正义之师，讨伐强列，扶持弱小，困扼残暴的齐国而安抚周朝王室，请求出动越国境内全部军队三千人，勾践请求亲自披挂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甘愿在最前线冒箭石杀伤的危险。因此派越国卑贱的臣子文种进献祖先珍藏的宝器，铠甲十二件，斧头、屈卢矛、步光剑、用来作贵军吏的贺礼。”吴王听了非常高兴，把文种的话告诉子贡说：“越王想亲自跟随我攻打齐国，可以吗？”子贡回答说：“不可以。使人家国内空虚，调动人家所有的人马，还要人家的国君跟着出征，这是不道义的。你可接受他的礼物，允许他派出军队，辞却他的国君随行。”吴王同意了，就辞谢越王。于是吴王就是调动了九个郡的兵力去攻打齐国。
子贡因而离开吴国前往晋国，对晋国国君说：“我听说，不事先谋划好计策，就不能应付突然来的变化，不事先治理好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现在齐国和吴国即将开战，如果那场战争吴国不能取得胜利，越国必定会趁机扰乱它；和齐国一战取得了胜利，吴王一定会带他的军队逼近晋国。”晋非常恐慌，说：“那该怎么办呢？”子贡说：“整治好武器，休养士卒，等着吴军的到来。”晋君依照他的话做了。
子贡离开晋国前往鲁国。吴王果然和齐国人在艾陵打了一仗，把齐军打得大败，俘虏了七个将军，还不肯班师回国，果然带兵逼近晋国，和晋国人在黄池相遇。吴晋两国争雄，晋国人攻击吴国，大败吴军。越王听到吴军惨败的消息，就渡过江去袭击吴国，直打到离吴国都城七里的路程才安营扎寨。吴王听到这个消息，离开晋国返回吴国，和越国军队在五湖一带作战。多次战斗都失败了，连城门都守不住了，于是越军包围了王宫，杀死了吴王夫差和他的国相。灭掉吴国三年后，越国称霸东南。
所以，子贡这一次出行，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掉了吴国，使晋国强大而使越国称霸。子贡一次出使，因势利导使各国相互牵制斗争，十年当中，齐、鲁、吴、晋、越五国的形势各自有了变化。
子贡擅长囤积居奇，贱买贵卖，随着供需情况转手谋取利润。他喜欢宣扬别人的长处，也不隐瞒别人的过失。曾出任过鲁国和卫国的国相，家产积累千金，最终死在齐国。

上述子贡的传记是一篇气势滂礴的大文章。事迹集中，形象刻划鲜明生动，富于文学色彩。田常作乱，子贡出游，指陈利害，道理奇特而切中要害。然后往返吴越之间，出谋划策，之晋，返鲁。所谓“子贡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充分展现了子贡口齿伶利，巧于辞令，胸中韬略和游说的才能。子贡此传，尽管被人指责为“与夫仪、秦、轸、代无以异也”、“迁之言、华而少实哉”，“迹近战国策士之风”，这样的批评正从反面证实子贡出游的作用与价值。证实了子贡的杰出才能。所谓的“华”，和“近战国策之风”，也突出子贡主动承担老师孔子交付的使命，为保卫祖国而奔走四方的动人形象。子贡的说辞，大起大落，纵横捭阖，如同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富有文学的美感，彰显了子贡国之神器的形象。
后世认为是由庸常之士治学修身而成显要之士的典型，赞誉他有“亚圣之德”。对于后世的影响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同学。

近现代以来，只有周总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学识、政治才干及外交事迹，可以相比于子贡；李嘉诚、陈嘉庚的财富，可以相比于子贡。
但子贡的多方面的才华，子贡的富贵、高雅的精神修养，以及子贡对于中国儒家文化传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综合铸成子贡全方位的人生成就，从古至今，极少有人能够比得上。因此孔子用宗庙祭祀专用神圣祭器----瑚琏来比喻他。是为人治学修养的极高成就。若没有绝高的才华，欠缺殊胜的智慧与福德，确实是难以企及的。
今天商业经济时代的年青人们都想追求人生的成功，请借鉴子贡的事迹，能够赚大钱的同时又能够追求如同子贡在政治、外交、文化中的一二项业绩，也可以算是真正的成功人生，也可以称为一具有益于社会的宝器了。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文中提及的春秋时期与子贡同享盛名的另外一名商界巨子---范蠡的经济学思想----计然之策。
所谓计然之策是越国臣子、范蠡的老师计然为越王勾践提出并施行的以经商致富使越国国富兵强的贷殖之策,是计然的经济强国策略，勾践用之十年竟国富兵强而攻灭强仇，称霸国际。
计然本姓辛,字或名文子。葵丘濮上（今河南兰考县境内）人。由于他工于心计,时人称其为计然.古代"然"字与"研"" """倪"等字声相近,可相通相转,故计然也写作计研、计、计倪。.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计然并不是其真名实姓，而是善于计算运筹的意思。据说他是老子的弟子，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尤长计算。《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曾拜计然为师。学得《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业理论。范蠡学习了计然七策，只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范蠡感叹之余，认为计然七策既然用于治理国家有如此奇效，也应当可以用于成就自己的经商事业。于是，在灭亡吴国后，范蠡携西施一同离开越国，到齐国自称鸱夷子皮，至陶邑(今山东陶县)改名为朱公。运用计然七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继承其家业和经营之道，遂至巨万，所以后世都将陶朱公视为商人的祖师。

　　计然之策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厚，其核心是主张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也就是指国家或个人对于客观世界、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要有所认识，这样才能做到常备不懈；只有了解或预知天时的变化情况，才能知道物资的多少，以便提前作好必要的准备。范蠡根据计然的“六岁穰六岁旱”的理论，来决定自己的经营策略。他的“积着之理”主要讲的是如何从经商中多获取利润的方法，范蠡认为天时、气节是随阴阳二气的矛盾而变化的，国势的盛衰也会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转化。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过剩与不足造成的。所以，他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出售，并主张将粮食价格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以达到有利于农商之目的。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浮动价的最早记载。
计然、范蠡在几千年前提出的这套的冶产理论，被历代计功趋利的商家们奉为圭臬，他们脚底生风，奔竞不已，为计然、范蠡之论不断地注入实践理性，展现了商家狡黠智慧的丰富内涵，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东方式的经营谋略。
《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帀。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这段话的大意是：囤积商品以求最大利润，关键的道理在于务求把货物完全卖光以取得再投入的资本，因此不必靠付息贷款以递增投资。货物买卖，对容易腐烂变质，如吃的货物是不可以留的，更不敢囤积贵的货物。根据市场商品的产量多少，就知道是市场行情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市场价格上涨了就要把商品像大粪脏土一样出售一空，市场价格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购进。资金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上述计然之策的主要经营思想在今天的证券及期货交易市场中也大有用武之地。

5•5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解释：有人说：“冉雍这个人有仁德的修养但口才不太好。”先师说：“何必要能言善辩呢？靠伶牙利齿和人辩论对抗，常常招致别人的厌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仁，但何必要能言善辩呢？”

讨论：“佞”读音为ｎìｎｇ，能言善辩，有口才之意；“御”为抵抗之意，引申为对抗；“口给”读音为“挤”（ji）指说话伶牙利齿，也就是“佞”的表现；“屡”引申为常常、每每。 “憎”意为厌恶。
老子李聃曾经说：“智者不言，言者不智，辩者不善，善者不辩”。与“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的含义是相同的。所谓“仁”德，其中一种表现，就是能够了解人，了解人性，知道人人都有自尊，知道人人都有他的道理，了解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一种固定的绝对的真理。因此仁者虽然不见得就不善于辨认，但不会轻易与人作无价值的口舌之争，因而激惹无谓的人事矛盾与仇怨，能够具备仁德修养的人，必定是 “敏于事而慎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木讷寡言而厚道朴实、尖牙利齿且狡黠智巧，请问，哪一类人更真诚可靠些？我们更愿意选择哪种人做知心的朋友？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浪掷精神于高谈阔论，不但无补于社会，也不见得对于自己有什么益处。 从来文人相轻，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有时不亚于生死之斗。
我们披阅《宋史》与《明史》，宋明理学家之间的争论，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都发生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剧烈争论的结果，是党争愈烈、国家愈衰。边境的军人们为国家流血牺牲，沦陷区的苦难人民盼望祖国政府的拯救与解放；而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大多数精英阶层的文人们却对这一切视如不见，一以贯之地热衷于形而上学概念的“穷嚼蛆”，凡同志者皆为“君子”；凡异见者皆为“小人”，党同伐异，是已非人。表面上看文风极盛，但不能使国家民族解脱靖康年二帝北狩的耻辱，不能收复长江以北的祖国领土。请问这样的“佞”何益之有？无怪乎陈同甫先生告诉宋孝宗说：“今之儒者，自以为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供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张口闭口仁义道德者，其语言与行为形成巨大反差。“佞而不仁”的道学、理学学派的大人先生们唯独忘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造成的实际结果，就是一盘散沙，不能团结起来为国家民族利益做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正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
宋明时代的理学与道学，在文化学术史上固为一道景观，但不过是华而不实的一道景观而已。宋明两代“文胜于质” 的气象所导致的国家民族的命运，给后世留下沉痛的教训。

冉雍的个人资料：
冉雍(公元前522-？)字仲弓，茶(今菏泽市冉贤集)人。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弟子，少孔子二十九岁。他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当地人称为三冉。《史记》记载,孔子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贤精通六艺。 冉雍、冉耕、冉求三兄弟都名列于七十二贤中，冉雍、冉耕以德行出众，冉求以政事出众。
冉雍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曹叔振铎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家贫，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冉氏族普》称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颜氏死，又娶公西氏，生求。后公西氏闻孔子设教阙里，“命三子往从学焉”。
冉雍为人敦厚气度宽宏，孔子称赞他可以独挡一面担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问政于孔子，孔子教仲弓存心敬恕重修身，办事从大体着想，多举贤才。随孔子周游列国后，回鲁后的第三年（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四十一岁的仲弓当上了季氏家族的总管。唐赠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冉雍曾做过季氏私邑的长官，他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但是在季氏“仕三月，是待以礼貌，而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复从孔子。居则以处，行则以游，师文终身”。
冉雍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孔子对其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誉。这是孔子对其他弟子从来没有的最高评价。孔子临终时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
所以后世对冉雍的评价甚高。如荀子在他的《儒效》篇中，就把冉雍与孔子相提并论，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即仲弓)是也。”
及孔子卒，他与闵子诸贤，共著论语120篇。又独著6篇，谓之《敬简集》。自经秦火，书已不存。冉雍死后，葬于曹州东南60里冉，与伯牛、子有合祠，在其故里建祠专祀。

5•6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解释：孔子让漆雕开到政府部门任职。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出仕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讨论：“仕”即出仕从政，到政府部门任职。“斯”指出仕之事。“信”信心。

我们回溯一下4•14 节的内容----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谓不怕没有相应的地位，而是要担忧没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从某些方面说，也自耻于占据职位却不能有所作为。
漆雕开是个极富责任感的人，他对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负责，他对社会负责，通过人文的修养，他已经建立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信念，不愿意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随意出仕公职，拿国家社会的公权力来满足个人的虚荣与利欲。更不愿意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做一个尸位素餐的官员，而当时侧身公门的大夫们，每月享受着相应的待遇，大多数却尽其一生都不可能为国家天下做出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即如孔子所批评的那样“斗筲之人也”。
因此任何一名培养出高尚人格的士子，绝对不可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绝对不耻于念念汲汲于功名富贵的思想行为。绝对不会出任虚有其表的所谓官职的。
本节展现了漆雕开的清高品格与责任精神，他有自知之明，他明辨时势，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于是他委婉地告诉老师说：“我对出仕这件事没有信心。”但具备圣雄智慧与情怀的老师孔子深深了解这位学生的精神品质，为他的耿介自持而感到高兴。

功名富贵，世俗人人趋之唯恐不及，漆雕开却不屑一顾。不慕虚荣名利，坚守道德精神，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修养。

漆雕开的背景资料：
漆雕开：复姓漆雕，名开。字子开，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小孔子十二岁。东周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13年，39岁的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事业时，二十七岁的漆雕开从师入学。他谦虚好学，喜读《尚书》，品性清高，不慕仕进名利，《韩非子/显学》记载道：“漆雕开之仪，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候”是个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后来创立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儒学。《汉书/艺文志》记载他著有《漆雕子》十三篇。

5•7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解释：先师说：“道德文教不能通行于天下，可以乘上木筏漂流海外，能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先师说：“仲由啊，勇敢坚毅的精神胜过了我这个老师，只是不知道恰当取舍的处世方法呀!”

讨论：“桴”读音“扶”，北方是大木挖空而成独木舟。江南一带是木筏、竹筏；“从”跟随、随从；“取材”一词中，取是选择；“材”通假于“裁”，是仲裁。

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忽略教育和学术文化，只是封建统治者蓄意歪曲利用教育和文化，以愚弄、钳制人民。比如，明代朱元璋删节《孟子》，以及明朝的八股文科举，歪曲变质的、假大空的所谓为政教化，必然导致社会的虚伪腐败、道德沦丧。

经历了波澜起伏的人生的晚年孔子，看到文教振兴以及社会风气的挽回，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感叹说，道德信仰已经崩溃，人文精神已经沦丧了，世界变得庸俗而现实，任何文教倡导都不能行得通，文化学术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此时的孔子，一度因对社会的绝望而产生了隐逸海外岛屿，默默无闻以终老天年，不为世累的思想。
这时候，他终于了解了以往游历天下时，遇到的那些道家隐士的情感与思想。中国自古及今数千年的隐士文化现象，某种程度上说，乃是中国政治腐败、道德衰落的产物，胸怀大志，身怀绝学的士人们，不甘于苟且世俗，即隐遁于林泉之间，笑傲于烟霞之际。在政治上，表明不同意、不参与、不合作的态度；在个人的归属上，淡化社会属性，改变人生努力的方向，全力追求内在生命的升华，返归生命的自然属性。其中有一些学派就形成中国独特的道家仙学的学术体系。这门学术体系，与中医药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金元时代全真道教中的修道家们，有些就是精通中医药学术的。
孔子极赞赏子路的道德勇气，而自从子路入学从师后，始终敬重老师，以维护老师的安全和荣誉为已任，孔子曾说，自从得到子路，那些因学术异见而欲攻击孔子的人们，都被素有信义美名而又健壮威武的子路震慑而不敢任意攻讦，使孔子“恶言不闻于耳”所以孔子认为，自己若想归隐蛮荒海岛，恐怕也只有子路愿意放下一切，跟随自己隐逸终生。子路听到老师这么说，非常喜悦地发出豪爽开怀的笑声。
孔子一面欣赏地看着这位勇武雄健而好学重道的弟子，一面感慨地说，子路的勇武和道德勇气，都超过了我这个老师，不过，他对于为人处世，还不知道如何作出中庸的仲裁抉择，慷慨侠气，敢作敢为，不计后果，可能失之偏激。后来果然子路介入卫国宫廷政争，浴血奋战而英勇牺牲。子路的死，给了晚年孔子生命中沉重的一击。

5•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11•26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解释：
5•8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具备仁的修养了吧？”先师说：“我不知道。”孟武伯再次询问。先师说：“仲由嘛，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么样？”先师说：“冉求，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公邑或有一百辆兵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又怎么样呢？”先师说：“公西赤嘛，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在朝堂上，为国家接待异国的宾客，办理国家外交事务，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
11•26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侍在孔子座旁。孔子说：“我年龄比你们大一些，现在请不要因为顾忌我的辈份而不愿直陈胸臆。你们平时总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你们要怎样去做呢？”子路立即慷慨地回答：“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别的国家侵犯，加上国内又闹饥荒，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人们勇敢善战，而且具备德行与才能。”孔子听了，微微一笑。孔子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答道：“国土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地区，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就可以使百姓饱暖。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孔子又问：“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答道：“我不敢说能做到，而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活动中，或者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呢？”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放慢，接着“铿”的一声，离开瑟站起来，回答说：“我想的和他们三位说的不一样。”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人讲自己的志向而已。”曾皙说：“暮春三月，已经穿上了春天的衣服，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去。”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皙的想法的。”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的都出去了，曾皙后走。他问孔子说：“他们三人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夫子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理国家需要恭慎敬畏的礼仪精神，仲由的话慷慨豪壮但毫无畏惧，所以我笑他。”曾皙又问：“那么是不是冉求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呢？何以见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吗？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这不是诸侯大事又是什么？像赤这样的人如果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那谁又能承担大任呢？”

讨论：
“赋”包括了税收与专项征收的军事兵赋费用； “邑”是古代居民的聚居点，相当城镇。“千室之邑”指以千计家户的大城邑。“百乘之家”是拥有相当大的城邑，掌握约一百乘战车的卿大夫家族。“宰”是地方行政首长；“束带立于朝“指穿着礼服立于朝廷；“宾客”指来访的外宾。

“居”是指平日；“摄”夹在……中间；“会同”与诸侯会盟或朝觐周天子；“端”是古代礼服的名称；“章甫”是古代礼帽的名称。 “相”是赞礼人，司仪；“希”同“稀”，指弹奏接近尾声时速度放慢，节奏逐渐稀疏；“作”是站起来。“莫”同“暮”，指傍晚；“冠者”指成年人，古代子弟到20岁时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浴乎沂”，“沂河”是发源于山东南部，流经江苏北部入海的河流，在水边洗浴；“舞雩”，“雩”读音ｙú。地名，原是祭天求雨的地方，在今山东曲阜。

曾被鲁昭公当众讽刺“食言而肥”的孟武伯，眼光实在不错，他为着家族政治的人才需求，名义上向老师询问三位同学的精神修养，实际上是想从老师口中获得三位同学的才干鉴定。孔子当然了解，并为学生们的前途而如实相告。
在一个全国总动员即可集结一千乘战车，即四千匹军马、十万名战士的中型诸候国内，子路可以担任三军总司令，当时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不仅承担全国军队的征召、编组、训练、布署与作战指挥等纯军事任务，还要负责国防经费与物资的筹措、调配工作。子路自己更是慷慨豪情，当仁不让而锐身自任，他认为自己如有机会，他可以在三年内振兴一个强敌环伺、备受饥荒与战争威胁的国家，赋予本国百姓的英勇而知礼的大国民精神。不过孔子以老年人的成熟，认为子路刚强豪迈太过，以致于根本无视现实政治的艰巨与困难，未免把天下事看得太过简单了。垂暮的孔子听到子路豪迈自信的表述，恐怕想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雄健理想，于是不由自主地展颜一笑。
孔子接着说，一位掌握一万名战士、百乘战车的武装力量的卿大夫贵族，可以聘请冉求加盟他的幕府，主管数以千计家户的大城邑的行政管理工作。冉求是个谦恭谨慎的实干家，他自己谦虚地表示，他的能力可以在三年内让数十里方圆的小地方上的民众丰衣足食，至于文化教育的工作，要另请高明。
公西华的才华，可以担任国家外交大臣，为国家接待外宾，并承担出访使节的任务。他更谦虚地自述，愿意学习在朝觐天子、会盟诸候时，在举行决定天下大势的盟誓与祭祀的典礼上，承担礼仪主持人与盟约见证者的重大责任。孔子评论说，如果公西华的才华只能自甘于做一个所谓的小司仪，那么，谁能够担当大任呢？
曾皙优雅淡然地描绘的暮春郊游的美好图景，是儒家所向往的“礼治”社会“太平盛世”的景象，是“礼治”的最高境界，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曾子此言，展现了最为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也展现了士子纯洁、高尚而平凡、淡泊、超然的情怀，体现内心中“仁”的修养，激起此时饱经风霜、晚年迟暮、自知今世彻底无缘于政治的孔子复杂而深沉的情感，幽幽感慨而喟叹赞同。

综合这两节给我们的启示，一个人才能的培养与精神的修养，或者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时的成就与国民精神的养成，两相比较，前者相对容易，而后者相对艰难，仁者的内心，是博大雍容、优雅超然、坚定安祥的。才能可以通过某种机缘展现，而内心世界“仁德”的建立与精神成就，即如大唐玄奘大师所说，只有本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只有真正志同道合才能激起共鸣。


孟武伯的个人资料：
孟武伯：是鲁国豪强贵族“三桓”是中鲁桓公之子、鲁庄公的庶兄庆父共仲庆父第七代裔孙。孟孙家族传到孟武伯时，开始走向衰落。虽然孟武伯也以尚武著称，但为人傲慢无礼，并且素有食言而肥的劣迹，他为相时，不能很好地处理鲁国与邻国的关系，与鲁公、以及孟氏家族内部的关系也都变得相当紧张。孟武伯之后，孟氏家族的有关记载便逐渐从文献中消失。
公元前408年，齐国攻占孟氏的城邑成地。孟氏后人被迫流散四方。邹国的孟轲即其后代。孟轲是战国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氏族人以其为本族的荣耀，遂尊奉孟轲为本姓始祖，是为山东孟姓。


5•7节 与5•8节中的教言，而点化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一付对联，居然是明清之际浙江台州三门著名的海盗聚居点------蛇蟠岛的海盗宣言。查考清代的文史资料，有两则传闻。
清朝梁章钜编著的《楹联丛话》中《杂缀•谐语附》载：“嘉庆间，粤洋有巨盗郭，忘其名，乳名郭婆带，虽剽掠为生，而性颇好学。舟中书籍鳞次，无一不备。船头一联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在洋驿骚多年，官兵莫敢捕治。后为百菊溪制军招降。予以官，辞不受，于羊城买屋课子以布衣终。”
意思说：清朝嘉庆年间，广东海域有位势力强大的海盗首领姓郭，人们忘记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的乳名叫郭婆带。虽然以打劫为生，但是生性非常好学。他的座舱内到处是书，凡子史子集没有一种品类不齐全的。船头有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他的海盗船队多年纵横海洋，官兵都不敢与他对抗。乾嘉之际以诗文享有盛名的大臣、时任正二品总督制军的百菊溪前往招降。郭婆带表示放弃海盗武装，归顺朝廷，但拒绝接受官职，他在广州城里买了间屋子教教孩子们读书，最后到死的时候还一直是普通老百姓。他点化《论语》中此两则为联句，揭示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局面。

清代陆长春《香饮楼宾谈》记载，江浙大盗蔡牵伏诛后，余党往来劫掠江浙一带，政府无计可施。总督单骑前往招安，强盗们也礼貌地邀请他上船就座，好酒好肉款待他。总督一边饮酒吃肉，一边晓以利害、诱以富贵，并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几十张空白任命书，任命他们为千把总等官职。强盗们高兴地拜倒投降。只有一个强盗立而不跪，总督专门找他谈话后，想要委以重任。但那强盗一点都不领情。总督看到那强盗座舱的窗上有一副对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因此作者长春感叹地说：“盗亦非常人哉！”-----盗匪中也有这样非同一般的人啊！
这样“盗亦有道”的黑色幽默，令人回味千古以来，这天下的罪恶，有多少是富贵而不仁的饱暖思淫欲，又有多少是恶政虐民所迫的饥寒发盗心？